加入黑社会，还是进精神病院？

这里的人都疯了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进入黑社会。二是进入精神病院。

我的内心已经被这个扭曲的世界逼疯了原生家庭的阴影如跗骨之蛆，

校园霸凌彻底碾碎我的自尊，职场压榨让我沦为行尸走肉。就在我决意加入黑社会以暴制暴，

或遁入精神病院苟且偷生时，命运给了我第三条路——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工。

面对形形色色的疯子，我惊觉他们比我清醒得多，当扭曲的世界逼迫正常人发疯，

真正的救赎竟是与疯子为伍。---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进入黑社会。

二是进入精神病院。我的内心已经被这个扭曲的世界逼疯了。写下这段话的时候，

我正坐在天桥的护栏上，两条腿悬在外面，下面是八车道的马路，车流像血管里奔涌的血浆，

永不停歇。初冬的风灌进领口，冷得人骨头疼，但我不想动。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

我盯着自己刚打出的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按下删除键，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

有什么意义呢。没人会在乎一个濒临崩溃的人写了什么。这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崩溃，

有人跳楼，有人割腕，有人抱着煤气罐开火，有人拎着刀冲进幼儿园。

我已经算是很克制的那个了——至少我还在这儿犹豫。手机又震了。房东的微信：林越，

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明天是最后一天。我没回。她又发了一条：小兄弟，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我也不容易啊，房贷催得紧，体谅体谅。我还是没回。有什么好回的。

我兜里还剩四百二十三块，银行卡里两位数，房租一千八。就算把我卖了，也凑不出这个数。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两条腿晃了晃。底下有辆车按着喇叭过去了，

司机从车窗探出头骂了一句什么，被风吹散了，听不清。他可能在骂前面开得慢的，

也可能在骂我——一个坐在天桥栏杆上的傻逼，挡着他看风景了。我懒得骂回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吵架的力气了。两年前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大专毕业，揣着三千块钱和一个行李箱，

从老家县城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来到这个据说遍地是机会的城市。我站在火车站门口，

看着对面高楼上的大屏幕，心想，总有一天，我也要住进那种楼里。多天真。现在想想，

那种天真本身就是一种病。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话销售。每天早上八点打卡，晚上十点下班，

中间不停地打电话，用最热情的语气对着一串串陌生号码推销理财产品。主管说，

你要把客户当成你亲爹亲妈，你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真诚。我试了。我真的试了。

我把每一个接电话的人都当成我亲爹亲妈，用最真诚的语气喊他们叔叔阿姨，

问他们身体好不好，最近天气变化大注意保暖，

我们公司新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四点八您考虑一下——然后电话就被挂了。

每天要被挂上百次。有一次，一个客户被我磨得烦了，

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做销售的都他妈是畜生，一天打八百个电话，你们有妈吗？

你妈生你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握着话筒，愣了好几秒。我想说我也有妈，

我妈在老家给人洗碗，一个月挣两千，供我上学，供我来城里讨生活。

我想说我也不想打这个电话，我也想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但没办法，我得活着。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挂了电话，继续打下一个。

那天晚上回出租屋的路上，我蹲在路边吐了很久。不是吃坏东西，是累的。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五斤。三个月后，我辞职了。不是因为受不了——是因为公司倒闭了，

老板跑路了，工资拖欠了两个月没发。我站在公司门口，看着玻璃门上贴着的封条，

忽然想起主管说过的话：你要把客户当成你亲爹亲妈。可是老板呢？他把我们当什么了？

后来我找过很多份工作。

递员、送餐员、超市理货员、保安、搬运工、发传单的、推销信用卡的、甚至去工地搬过砖。

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是因为总有什么东西在把我往外推。

送餐的时候被投诉送得慢，我道歉，客户说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嘛，然后给了我一个差评。

那天我跑了四十单，挣了两百，差评罚掉一百。理货的时候被主管骂手脚慢，

我说我刚来不熟悉，主管说那你就滚回去熟悉熟了再来。我没滚，但第二天还是被开了，

因为店里来了个老板的亲戚。搬砖的时候被工头克扣工资，我去理论，

工头说我再闹就把你扔下去。我看了看十几层楼高的脚手架，没敢再说话。我他妈是真的怂。

从小就怂。我出身在北方一个县城，爹是酒鬼，娘是赌鬼。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在放学之后，看见家里亮着灯，灶上热着饭，有人问我一句“今天在学校咋样”。

没有。从来没有。放学回家，永远是一扇锁着的门。我蹲在门槛上写作业，写到天黑，

写到蚊子把我腿咬满包，写到隔壁王婶端一碗饺子出来，说小越你爹又喝多了吧，来，

吃点东西。我摇头说谢谢婶我不饿。其实饿得要死。但我更怕吃了这碗饺子，

回家就要挨一顿打。我爹喝酒之后最爱干的事，就是拿我撒气。他会揪着我头发往墙上撞，

边撞边骂，骂我是个废物，骂我拖累他，骂我娘是个烂赌鬼，骂全家都不得好死。我不哭。

我从小就不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在喉咙里，

堵成一块石头。后来那块石头越堵越大，大到我这辈子都吐不出来。学校也没比家里好多少。

初中的时候，班里几个男生不知为什么盯上了我。可能是因为我瘦，可能因为我穿得破，

可能是因为我不爱说话。也可能什么都不为。有些人欺负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他们管我叫“闷葫芦”。课间的时候把我堵在厕所里，让我蹲在角落，然后对着我撒尿。

他们管这个叫“浇花”。我不敢动。我怕一动，尿就会溅到我脸上。我只能低着头，

听着哗啦啦的水声，闻着那股腥臊味，等他们尿完，笑完，打完我几巴掌，扬长而去。

然后站起来，用水冲干净身上的尿渍，回教室上课。老师问过我为什么身上总有股怪味。

我说摔了一跤，掉水沟里了。老师没多问。没人多问。就这么过了三年。

高中我考到县城另一头，以为可以重新开始。但没用。那种东西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

你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新同学不知道我初中被欺负的事，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不爱说话，

不爱凑堆，不爱参加集体活动。于是新一轮的孤立开始了。吃饭的时候没人叫我。

分组的时候永远剩我一个。体育课跑步的时候，有人故意伸脚绊我，我摔了一跤，

膝盖磕破了皮，血顺着腿流下来。没人扶我，有人笑。我爬起来，自己去医务室。

校医给我上药的时候问，怎么摔的？我说没看清。校医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也不是冷漠，是一种复杂的、让我不敢直视的东西。

她没再问。我后来一直在想，她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也许她不知道说什么。

也许她也和我一样，已经被这个世界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天桥底下又有一辆车过去了，

这次没按喇叭。风更大了。我往下看了看，八车道，车流密集，跳下去应该死得挺快。

运气好的话，几秒钟就结束了。运气不好，半死不活地躺在ICU里，那才是真的惨。

可是有谁会给我交ICU的钱呢。我爹？他早死了，酒精中毒，死在我十九岁那年。

我回去给他办的后事，亲戚们围了一圈，说我命苦，说我爹不是人，说我以后得靠自己了。

我娘？她欠了一屁股赌债跑了，不知道在哪个城市躲着，连我爹死了都没回来。

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女朋友。没有朋友。在这个城市活了两年，

通讯录里除了房东、中介、外卖小哥、几个早已不联系的同事，就是推销电话的。

我甚至想不出有谁会来认领我的尸体。所以连死都死不起。真他妈讽刺。手机又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不是房东，是一个陌生号码。本不想接，但手指鬼使神差地划了一下。“喂，

请问是林越先生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挺年轻的，语气有点公事公办的疏离感。“你谁？

”“我是仁康精神病院的人事专员，姓周。您上周在我们这边投了一份简历，应聘护工岗位，

记得吗？”我愣了一下。精神病院？我什么时候投过简历？但很快，记忆就冒了出来。

上周的事儿。那时候我还在送快递，累得跟狗似的，每天跑十几个小时，

累到半夜躺在床上刷招聘软件。看到什么投什么，管它是什么公司什么岗位，

只要写着“招人”俩字，我就一键投递。那几天至少投了上百份，根本记不住都投了啥。

精神病院，好像是投过。“想起来了？”对面问。“嗯。”我应了一声，有点恍惚。

一个坐在天桥护栏上准备跳河的人，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竟然是精神病院打来的。

这事儿要写成小说，都没人信。“是这样的，”对面说，“我们看了一下您的简历，

虽然您没有相关工作经验，但学历符合要求，而且我们这边最近护工缺口比较大，

想约您来面试一下，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方便吗？我低头看了看下面滚滚的车流，

又抬头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天。“什么时间？”“明天上午十点，可以吗？”“可以。

”“好的，那我把地址发给您，您记得查收短信。面试的时候带上身份证和简历，

直接来就行。”“好。”挂了电话。我坐在护栏上，盯着手机屏幕，

看着那条地址短信弹出来：仁康精神病院，城北区春晖路188号。春晖路。

这名字起得真好。春晖，春天的阳光。精神病院倒是在这种地方。我把手机揣回兜里，

从天桥护栏上跳下来，落回人行道。腿有点软。刚才坐得太久了。我站在那儿，

往桥下看了一眼。车还是那么多，那么快，那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如果刚才我没接那个电话，或者接了之后拒绝，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跳下去了？不知道。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想死。我只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站在仁康精神病院门口。说是精神病院，其实更像一个疗养院。

几栋三四层的小楼，刷成淡黄色，围着一片草地。草地上有几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在晒太阳，

有的坐着发呆，有的来回踱步，有一个对着空气说话，边说边比划。门卫是个大爷，

看了我的身份证，给我指了路。人事科在行政楼二层，楼梯上去右手边第一间。

行政楼是最破的一栋，外墙的墙皮都开始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楼梯很窄，

水泥台阶磨得发亮。二楼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和剩饭混在一起的味道，说不上难闻，

但也绝对不好闻。人事科的门开着。我敲了敲。“请进。

”那个姓周的人事专员是个年轻女人，戴着眼镜，扎着马尾，看着比我还小几岁。

她让我坐下，翻了翻我的简历，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工作？

有没有接触过精神疾病患者？能不能接受夜班？能不能接受被患者攻击的风险？我一一作答。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来这儿工作。可能因为其他简历都石沉大海了，只有这家回了。

可能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可能因为我想看看，那些彻底疯了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可能是想看看，我跟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多远。面试很快就结束了。

周专员说，可以让我先试岗三天，如果双方都觉得合适，再签正式合同。工资不高，

但包吃住，宿舍就在医院后面，两人一间，有空调和暖气。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试岗？

她说，今天就可以。于是我就开始了。第一天试岗，我被安排在白班，

跟着一个老护工熟悉工作。老护工姓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褶子很深，但眼睛挺亮。

他领着我从病房区走了一遍，边走边给我介绍情况。“咱们这儿分三个区。”陈师傅说，

“轻症区，重症区，还有特护区。轻症区的患者基本能自理，能正常交流，

你主要盯着他们按时吃药、别乱跑就行。重症区的就需要多费心了，有的不说话，

有的话太多，有的有暴力倾向，你得多留神。特护区——”他顿了顿。

“特护区的都是重度患者，有自残倾向的，有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有在床上躺了十几年的。

那一块你暂时不用去，等熟悉了再说。”我点头。走廊里很安静，偶尔能听见有人咳嗽，

有人自言自语。每个病房门上都有一扇小窗，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情况。有的房间空着，

有的房间住着人，有的门从外面锁着。陈师傅说，咱们这儿管理还算人性化，

尽量不给患者上约束。除非特殊情况，比如暴力发作、自残，才会用一下约束带。我问，

约束带是什么？他说，就是绑在床上的带子，防止他们伤到自己或别人。

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没说话。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一个病房门忽然从里面被推开了，

一个中年男人冲出来，差点撞到我身上。他穿着病号服，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

嘴唇发白。他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是新来的？”我点头。

他又问：“你也是被关进来的？”我说：“我是护工。”他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

笑的声音很难听，像砂纸磨玻璃。“护工？”他说，“哈哈哈哈，护工。”“笑什么？

”他不回答，只是盯着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陈师傅走过来，

拉着他的胳膊往回送：“老李，该吃药了，回屋去。”老李顺从地被他拉回病房，

临走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他说：“你跟我们一样，都是被关进来的。只是你不知道门在哪儿。”陈师傅关上病房门，

回头看了我一眼，叹口气：“别往心里去，老李就这样，见谁都说被关进来的。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陈师傅想了想，说：“说起来也怪可怜的。以前是个大学老师，

教数学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疯了。家里人把他送来，再也没来看过。

在这儿住了七八年了，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还能跟我们聊天，

糊涂的时候就满嘴疯话。”“那他说的话——”“别当真。”陈师傅说，“疯子的话，

当什么真。”我没再问。但老李那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你跟我们一样，

都是被关进来的。只是你不知道门在哪儿。说得好像挺有道理的。可如果我真跟他一样，

那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关着的？真正的疯子，会意识到自己疯了吗？还是说，

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所以才疯了？我不知道。第三天试岗的时候，我遇到了小周。

小周不是我们同事，是一个患者。那天下午，陈师傅让我去活动室看着，

说有志愿者来给患者搞活动，需要有人协助。活动室在一楼，挺大一间屋子，

摆着十几张桌子。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个患者坐那儿了，有的发呆，有的看窗外，

有的在本子上画画。志愿者是几个大学生，正忙着分发彩笔和白纸，让大家随便画点什么。

我站在门口，百无聊赖地看。然后我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年轻人，

看着比我小几岁，瘦瘦的，脸色苍白，头发剃得很短。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画画，

也没有发呆，而是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字。他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速度不快，

但一直不停。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平静，不像别的患者那样飘忽。

“你好。”他说。“你好。”“你是新来的护工？”“嗯。”他又低下头，继续写字。

我往他本子上瞄了一眼。写的是一些零碎的句子，字迹清秀，但内容看不太懂。

什么“时间的褶皱”，什么“记忆的断层”，什么“我在镜子里看见另一个我”。

“你写的是什么？”我问。“日记。”“日记？”“嗯。”他停下笔，抬起头，

“我的记忆有问题，不记下来就会忘。”“什么记忆？”“所有记忆。”他说，

“医生说这是解离性遗忘，大脑为了保护自己，把痛苦的记忆封存起来了。

但我怕连好的也一起封存，所以就写下来。”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又低头写了几行，然后忽然把本子合上，抬头看我。“你叫什么名字？”“林越。

”“我叫周牧之。”他说，“牧是放牧的牧，之是之乎者也的之。我爸起的，

希望我做个自由自在的放羊人。”“那你现在——”“现在放不了了。”他笑了笑，

“被关在这儿，放什么羊。”我也笑了笑，没接话。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然后忽然问：“你也是被逼疯的吧？”我一愣。“什么意思？”“你不是天生的病人。

”他说，“你是被这个世界逼的。”我想反驳，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继续说：“我看得出来。你眼神里有那种东西，跟我一样。

原生家庭、学校、工作……一步一步，把你推到这儿。”“我没疯。”我说。

“我知道你没疯。”他说，“但你已经站在边上了。再往前一步，就跟我一样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又笑了一下，这次笑得挺温和的。“别紧张，”他说，

“我不是要劝你发疯。我只是想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别怕。这儿没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