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阿拾

我叫桂兰，生在黄淮平原上一个连地图都懒得标注的村子。村中央横亘着一条土路，

晴日里风一吹，灰沙能迷瞎人的眼，雨天里泥汤子能漫过脚踝，把我家与路对面的宋家，

隔成了两道这辈子都拧不到一处的光景。我在这片土地上熬了大半辈子，看惯了春种秋收，

看惯了生老病死，看惯了一茬茬庄稼枯了又荣，一拨拨乡人来了又走，可走遍半生风雨，

我再也没见过，像宋家二姑娘阿拾那样，

活成一缕抓不住的烟、一捧碾不碎的灰、一段连穿村而过的风，

都不愿回头多提一句的惨淡人生。阿拾生得太好，好到在满是糙皮粗衣的乡下丫头堆里，

扎进去一眼，就能晃得人睁不开眼。眼尾天然带着弯儿，像藏着未说出口的温柔，

皮肤是晒不黑的细白，在黄土地的糙黄里，白得晃眼，两根黑油油的麻花辫垂在胸前，

辫梢系着她自己编的草绳结，笑起来梨涡浅浅，能甜透半个村子。

连村口最刻薄、最会挑人毛病的王奶奶，见了她都要把皱成一团的脸舒展开，

软着声音叹一句：“这闺女，是投错了胎，本该生在富贵人家当小姐，

偏掉进了咱们这泥窝里。”她和姐姐阿招，是长在一根藤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瓜。

姐姐阿招天生是土里刨食的命，闷头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手心磨满了硬邦邦的老茧，

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垢，是从黄土地里硬生生长出来的人，踏实、木讷，认命。

可阿拾不一样，她不爱扛锄头，不爱喂猪羊，总爱坐在自家低矮的门槛上，

翻一本卷了边的旧书，那书是不知从哪捡来的，字她认不全，

却能捧着看一下午；爱哼没头没尾的小调，调子软绵，

像风吹过麦浪；更爱望着村外那条通往远方的土路发呆，

眼里盛着我们这些乡下姑娘看不懂的、轻飘飘的念想，那念想里，有城里的高楼，

有不用面朝黄土的日子，有属于她自己的、不被泥土束缚的人生。

我娘从一开始就看不上阿拾，总把我拽到身边，压低了声音叮嘱：“桂兰，

少跟路对面那个疯丫头凑近乎，她心思野，不安分，眼里没有庄稼，没有日子，

迟早要闯出天大的祸事，别跟着她沾了晦气。”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什么叫晦气，

什么叫安分，只记得阿拾对我是真的好。我在土路上跑着玩，摔破了膝盖，

血混着泥糊在腿上，疼得哇哇大哭，是阿拾蹲下来，用自己干净的衣角轻轻擦去我的眼泪，

把她攒了好久的漂亮糖纸贴在我伤口上，说：“桂兰不怕，糖纸甜，

贴上就不疼了”；我衣服被树枝刮破了洞，娘忙着下地没空管，是阿拾拿细针给我缝，

针脚细密齐整，比娘缝的还要好看；她身上总带着皂角的清香味，

那香味盖过了村里挥之不去的泥土味、牲畜味、柴火味，是我贫瘠又灰暗的童年里，

唯一一点干净的、温柔的、触手可及的光。我那时候天真，以为这束光会一直亮着，

照在我童年的角落里，暖着我往后的日子。我从没想过，这么干净温柔的光，会灭得那么快，

那么惨，惨到连灰烬都被风刮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阿拾十七岁那年，

遇上了那个走乡串户的货郎，也遇上了毁掉她一生的劫。没人说得清那个男人的来历，

只知道他摇着拨浪鼓，“咚咚咚”的声响能传遍整个村子，

穿一件洗得发白却干净整洁的蓝布衫，眉眼带笑，嘴甜得抹了蜜，

会给女孩子送红头绳、玻璃珠，会唱城里时髦的小曲，会把最普通的针头线脑，

说得天花乱坠。在闭塞的黄淮平原上，他就像一道突然闯进来的光，晃花了所有姑娘的眼，

更晃乱了阿拾的心。那天午后，阿拾在村口老槐树下买头绳，红头绳衬得她的手腕愈发细白，

男人接过她递来的零钱，又推了回去，笑着盯着她的脸说：“姑娘生得好看，配得上这红绳，

不要钱。”就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像一根细丝线，把阿拾整颗懵懂又炽热的心，

牢牢拴在了这个飘忽不定、来路不明的男人身上。那段日子，阿拾整个人都变了。

原本安静的眼里燃起了灼灼的光，走路都带着轻快的风，每天变着法子找借口，

割草、喂猪、拾柴火，往村头跑，躲在麦秸垛后、河坡上、柳树下，和货郎一待就是大半天。

她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出来给男人买吃的，把自己编的草绳结系在男人的货担上，

把所有的温柔和真心，都掏心掏肺地捧给了他。可在封闭的村子里，年轻姑娘和外乡人私会，

是天大的丑事。村里人开始嚼舌根，闲言碎语像毒刺一样，扎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她不知廉耻，不守妇道；有人说她勾连外乡人，丢尽了村里的脸；有人摇着头说，

宋家这下要出天大的丑事了。那些话像风一样，刮进宋家的耳朵里，

宋家爹娘气得脸红脖子粗，拿着木棍往阿拾身上打，木棍打在身上的闷响，

隔着一条土路都能听见，他们把她锁在黑漆漆的偏屋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

逼着她断了和货郎的联系。可阿拾疯了一样，撞破糊着纸的窗户也要跑，头发散乱，

身上带着伤，红着眼睛跟姐姐阿招哭：“姐，他懂我，他知道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泥窝里，

他会带我走的，他会带我去城里，过好日子的。”她想走出这片望不到头的黄土地，

想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想抓住一份属于自己的欢喜，想为自己活一次。

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敢跟冰冷的命争一争，敢跟吃人的世道搏一搏。

可命这东西，从来不肯给苦命人半点余地，从来不肯对底层的姑娘，多留一丝温情。

没人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真相都被埋在风里，烂在土里，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

有人说货郎骗光了阿拾所有的积蓄，连夜挑着货担跑了，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本就有家室，

老婆孩子在老家，来乡下只是哄着无知的姑娘寻开心；有人说两人商量好私奔，

半路里男人嫌她是累赘，嫌她带的钱少，把她扔在了荒郊野岭，自己逃之夭夭。

我们这些村里人，看不到真相，只看到那天傍晚，阿拾被两个路过的乡人送回了村。

她披头散发，衣衫被撕得粉碎，露出的胳膊上全是抓痕，赤脚踩在碎石子铺的路上，

满脚都是血痕，石子嵌进肉里，她却像感觉不到疼。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不哭，不闹，

不说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魂魄，只剩下一具空荡荡的躯壳，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像一片被狂风暴雨打残的花瓣。宋家爹娘把她拖回家里，关在黑屋里，三天三夜没开门。

再开门的时候，阿拾疯了。不是那种撒泼打滚、大喊大叫的疯，

是空落落的、没了魂的、连眼神都聚不起来的疯。她会突然毫无征兆地笑，笑得眼泪横流，

嘴里喊着一个模糊不清的名字，那名字是货郎的，

可她已经喊不完整了；会突然蹲在墙角发抖，抱着头一遍遍重复：“我没疯，你别丢下我，

你说过要带我走的”；会对着空气轻声说话，语气温柔得像在跟心上人呢喃，

眼神里带着少女独有的娇羞；可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望着村头的老槐树，

望着货郎消失的方向，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丝生气，

像一尊没有温度的泥胎。她的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洗衣做饭，

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槛上梳辫子，梳得整整齐齐，跟我说话的声音还是软软的，

会问我：“桂兰，你吃糖吗？”，还能想起曾经对我的好；坏的时候，她砸碗撞墙，

光着脚冲出土路，拦着过往的牛车、自行车，撕心裂肺地喊“带我走”，

吓得司机骂骂咧咧地躲开，扔给她一句“疯女人”。随着阿拾的疯，宋家的日子，彻底塌了。

爹娘先是无休止的打骂，骂她丢人现眼，骂她是赔钱货，骂她毁了全家的名声，

骂她让拾家在村里抬不起头；后来阿拾闹得左邻右舍怨声载道，姐姐阿招上门说亲的人家，

一听家里有个疯妹妹，全都扭头就走，阿招的婚事一拖再拖，宋家爹娘才咬着牙，

卖了家里唯一的耕牛——那是全家种地的指望，把阿拾送进了几十里外的精神病院。那时候，

村里人还抱着一丝希望，我也偷偷哭着祈祷，都说医院能治好疯病，阿拾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变回那个笑起来有梨涡、身上带着皂角香的姑娘。可不到两个月，她就被狼狈地接回了家。

院方说，她的病情太顽固，受的刺激太深，需要长期住院吃药，后续的医药费一分都不能少。

宋家爹娘一听要钱，当场就黑了脸，二话不说办了出院手续，拽着阿拾的胳膊往回走，

嘴里骂骂咧咧：“治什么治？就是个无底洞！家里还要过日子，阿招还要嫁人，

哪有闲钱填这个窟窿！死了才清净！”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治病，再也没人管她心里的痛，

没人管她身上的伤，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一个甩不掉的累赘，一个碍眼的疯子。白天，

她被锁在阴冷潮湿的黑屋里，不见天日；晚上，她被绳子捆在床上，怕她半夜跑出去闹事。

阿拾的哭喊声，隔着一条土路，夜夜飘进我家的窗，那声音沙哑、绝望、撕心裂肺，

像一根细针，一遍又一遍，扎得人心里发疼，疼得睡不着觉。她闹得越凶，村里人越嫌恶，

爹娘越不耐烦。终于，在一个阴沉沉、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傍晚，

我听见路对面传来宋家爹闷沉沉、狠厉厉的话，像一把冰锥，扎进我的心里：“找个远地方，

嫁出去，越远越好，换点钱，也算她没白活，别再在家里拖累人。”是嫁，还是卖？

全村人都心照不宣，那根本不是嫁人，是把一个疯了的姑娘，当成一件货物，

卖给没人要的老光棍，换一笔钱。只是没人敢戳破那层薄纸，没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所有人都选择了冷眼旁观。婚期定在一个没有太阳、阴云密布的日子，没有鞭炮，没有红绸，

没有喜字，连一件最普通的新嫁衣都没有。宋家爹娘随便给她套了件洗得发白的花布衫，

头发胡乱梳了梳，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个被随意摆弄的木偶。男方是深山里的瘸腿老光棍，

比她大整整十五岁，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却愿意出一笔钱，这笔钱，

够给姐姐拾招备一份体面的嫁妆，够让宋家在村里重新抬起头。村里的姑娘都躲得远远的，

谁也不愿给一个疯子当伴娘，怕沾了晦气，怕被一起留在深山里，再也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