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斩杀线

李大河最后一次走在棉纺厂的主干道上，脚步踏过开裂的水泥路面，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条路他走了三十七年，闭着眼睛都能数清每一道裂缝的走向。

路旁的梧桐树是他进厂那年栽的，如今已亭亭如盖，

树皮上刻着几代工人的名字缩写——有些名字的主人已经离世，有些和他一样，即将离开。

公告栏前围满了人，像一群等待宣判的囚徒。五十五岁以上的工人被礼貌地请到前排，

仿佛这是某种尊老的特殊待遇。李大河站在人群边缘，

看着车间主任用激光笔指着投影布上的重组方案。

红色光束在“优化人员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拥抱智能时代”这些词句上跳跃，

像手术刀在解剖一具还有温度的躯体。“这是时代的选择。

”主任的声音通过劣质扩音器传出，带着金属摩擦般的刺耳感，“不是厂子不要大家了，

是时代不需要老机器了。

”李大河下意识地摸了摸工作服口袋里的棉纱样本——那是他带徒弟时用的教具，

不同支数的棉纱，摸上去手感各异。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肿大变形，

但指尖的敏感度依然惊人。他能闭着眼睛分辨出32支和40支棉纱的差别，

能听出织布机哪个部位的轴承该上油了。这些技艺曾是他的骄傲，现在成了他的墓志铭。

散会后，工友们聚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抽烟。老张递给李大河一支红梅，火柴划了三次才着。

“大河，真退啊？”“不退能咋地？”李大河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

带着熟悉的苦涩，“你看见今天来的那些年轻人没？戴着眼镜，抱着电脑，

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博物馆里的文物。”“可咱这手艺……”“手艺？”旁边有人嗤笑，

“现在都是全自动，机器人比咱快十倍，还不喊累不罢工。手艺值几个钱？

”夕阳把车间的玻璃窗染成血色。李大河走进他工作了一辈子的细纱车间，

巨大的机器已经停止运转，安静得让人心悸。他走到自己操作的细纱机前，

机器上贴着“日本制造，1985年”的铭牌，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第一批先进设备。

他记得当时全厂沸腾，大家围着这个钢铁巨兽，既敬畏又兴奋。日本专家手把手教了三个月，

李大河是学得最快的，后来还当上了技术标兵。他用袖子擦拭机台上的灰尘，

动作轻柔得像抚摸熟睡的孩子。这里每一道划痕都有故事：那道深的是1989年夜班时，

徒弟小王操作失误留下的；那片油渍是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

大家围着收音机听直播时不小心打翻的；机器侧面用粉笔写的算式还在，

那是他教徒弟算纱线牵伸倍数时写的……“李师傅还不走啊？”门卫老赵探头进来，

手里拎着串钥匙，“明天拆迁队就进来了。”“这就走。”李大河直起身，

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扳手——用了二十多年，手柄被磨得发亮。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回了原处。带走了又能怎样呢？家里的工具箱已经十年没打开过了。走出厂门时，

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下的厂房像一头垂死的巨兽，窗户黑洞洞的，

曾经的喧嚣都沉淀为寂静。门卫室墙上还贴着已经泛黄的“安全生产3000天”奖状，

落款是1998年。那一年，厂子效益最好，年终奖发了三个月工资，

他在职工大会上戴过大红花。八万块补偿金在一个礼拜后打到了卡上。

李大河去银行取了两千现金，厚厚一沓，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

他想起1982年第一次领工资，二十八块六毛钱，崭新的票子，能买四十斤猪肉，

能让全家高兴一个月。现在这两千块，只够儿子李小河请客户吃顿饭。老伴王秀英倒很高兴，

拿着存折看了又看。“加上咱们的积蓄，能给小河凑个十万首付。”她盘算着，

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省城的房子一天一个价，再不上车就永远上不去了。

”“上车”是儿子常说的词。李大河不太理解为什么买房叫“上车”，但他知道，

这趟车很多人挤不上去。邻居老陈的儿子三十多了还租房结婚，亲家那边闹得很不愉快。

不能让小河也这样。晚上，王秀英炒了四个菜，

还开了瓶长城干红——那是去年小河回家时带的，一直没舍得喝。李大河抿了一口，

酸涩得直皱眉。“洋玩意儿喝不惯。”他把酒杯推到一边。“你呀，就是不肯尝试新东西。

”王秀英给他夹了块红烧肉，“现在时代不同了，什么都得学着点。你看楼下张阿姨，

六十二了还学电脑，在网上卖十字绣呢。”李大河没说话，默默扒着饭。肉炖得很烂，

入口即化，但他尝不出味道。味蕾好像和身体的其他零件一样，正在慢慢退化。夜里，

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的形状像中国地图。

他想起1971年刚进厂时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昏黄的灯泡。那时他们谈理想、谈国家建设、谈工人阶级的使命。现在，

他们谈养老金、谈医药费、谈子女的房贷。窗外的城市彻夜不眠，

霓虹灯的光污染让星空消失殆尽。远处工地上的塔吊亮着警示灯，

像红色的眼睛注视着这座正在疯狂生长的城市。李大河想起小时候在乡下，

夏天的夜晚能看见银河，父亲指着星星说：“每颗星都有它的位置，人也是。”那么，

他的位置在哪里呢？李小河回家取钱的那个周末，带来了一个令李大河陌生的世界。“爸，

你得换个智能手机。”小河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我给你买了华为，现在都用这个。

微信、支付宝、健康码，没有智能手机寸步难行。”李大河接过那个光滑的金属块，

手指在上面留下油腻的指纹。“我那个诺基亚还能用……”“诺基亚只能打电话发短信，

那是功能机，现在是智能时代。”小河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急躁，“来，我教你。

先开机，对，按这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对李大河来说堪比酷刑。他的手指太粗，

总是误触；眼睛花了，看不清那些小图标；最要命的是，他完全无法理解这套操作逻辑。

“为什么要注册账号？”“为什么要有密码？”“为什么要同意那些条款？

”“你就点同意就行了，大家都这样。”小河第三次帮他找回密码后，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王秀英在一旁打圆场：“你爸笨，慢慢来。小河，你吃饭，菜都凉了。”饭桌上，

小河一直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爸，妈，跟你们说个事。我可能要跳槽。

”“现在的工作不是挺好？”王秀英问，“大公司，工资高。”“好什么呀，996，

都快猝死了。”小河苦笑，“而且互联网行业，35岁是个坎。我今年三十三了，

得在三十五岁前再跳一次，把薪资抬上去，不然以后更被动。”李大河听不懂“996”，

也听不懂“跳槽”为什么要算着年龄。他那个年代，进了一个单位就是一辈子，

讲究的是“以厂为家”。但他没问，问了也不懂，只会显得自己更落伍。“对了，

房子我看好了。”小河调出手机相册，“89平米，小三居，总价三百二十万。

首付三成九十六万，你们给十万，我自己有二十万，剩下的找同学借，再贷点信用贷。

”李大河听到“三百二十万”时，筷子掉在了桌上。他工作三十七年，

所有工资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数。“怎么这么贵？”王秀英也惊呆了。“这还算便宜的，

地铁口，学区房。”小河划着屏幕，“妈你不知道，现在房价一天一个价，

这房上周还是三百一十万呢。再不上车，真的永远上不去了。”那天晚上，

李大河把存折交给儿子时，手抖得厉害。小河接过存折，快速扫了一眼：“爸，妈，

谢谢你们。等我站稳脚跟，接你们去省城住。”门关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熄灭，

黑暗吞没了一切。李大河站在门口，听着儿子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突然感到一阵空虚。

那八万块钱，是他三十年工龄的买断费，是他向时代投降的白旗，

现在成了儿子购房首付的一个零头。王秀英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李大河走过去，

看见她肩膀在微微颤抖。“怎么了？”“没什么。”王秀英抹了把脸，手上全是洗洁精泡沫，

“就是觉得，咱们这辈子，好像白活了。”这句话像一根针，

扎进了李大河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想起1985年，他被评为市级劳模，

戴着大红花坐敞篷车游街，路边的人鼓掌欢呼。那时他觉得，劳动最光荣，

工人的汗水能浇筑出国家的未来。现在，他的汗水凝固成了八万块钱，

还不够在省城买两个平米。他开始频繁地做梦，梦见自己还在车间里，织布机轰隆隆地响，

棉纱像河流一样流淌。有时会梦见机器突然失控，纱线缠成一团乱麻，他拼命地想解开，

却越解越乱。醒来时，枕头都是湿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白天，

他试图找到新的生活节奏。去公园遛弯，看老头们下象棋、打太极、唱京剧。他也试过加入，

但总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那些老头聊的都是孙子孙女、退休金、保健品，他插不上话。

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休干部、退休医生，没有退休工人。工人阶级好像从这座城市消失了，

或者被归入了另一个沉默的类别。有次在菜市场，他遇见老工友周师傅。

周师傅在卖自家种的蔬菜，三轮车上摆着西红柿、黄瓜、茄子。“没办法，儿子失业了，

媳妇要生孩子，我不出来挣点，一家人喝西北风啊。”周师傅苦笑着，递给李大河两根黄瓜，

“拿着，不要钱。咱们那批人，就你和我还常碰见，其他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大河接过黄瓜，表皮还带着露水，刺扎手。他想起当年周师傅是厂里的文艺骨干，

会拉二胡，每年联欢晚会都有他的节目。现在那双拉琴的手，长满了老茧和裂口。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周师傅问。“不知道。”李大河老实回答，

“也许找个看大门的活儿？”“现在看大门都要六十岁以下的，还要会用监控。

”周师傅摇摇头，“咱们啊，就像这些菜，看着还水灵，其实已经过季了，卖不上价。

”过季。这个词在李大河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他这一生，

经历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每次都努力跟上，

每次都以为自己跟上了，但回头一看，还是被甩下了。不是他跑得慢，是跑道换得太快，

规则改得太频繁。智能手机成了李大河生活中的一道难题，也是一面镜子，

照出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第一次用微信支付是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

卖煎饼的大妈指着二维码：“扫这里。”李大河手忙脚乱地打开微信，却找不到扫码功能。

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老爷子，不行就现金。”“能扫，能扫。”他急出一头汗，

最后还是摊主拿过他的手机，五秒钟搞定。“您这不太熟练啊，得多练练。现在不会用手机，

出门都难。”李大河讪讪地点头，煎饼拿在手里，突然不香了。他想起八十年代，

粮票、布票、肉票，各种票据他管理得井井有条。那时他是家里的“账房先生”，

现在连买个煎饼都要人帮忙。更大的挑战来自医院。王秀英高血压需要定期开药，

以前都是李大河早起排队挂号。现在医院推行全预约制，窗口只保留少量号源给老年人。

他凌晨四点就去排队，排到七点窗口打开，工作人员说：“今天的普通号已经约满了，

您下次手机预约吧。”“我不会用手机……”“可以让子女帮忙，或者去导诊台，

志愿者可以帮您。”工作人员语气温和，但眼神已经飘向了下一个人。

导诊台的志愿者是个大学生，帮他在手机上操作。李大河凑近看，

屏幕上跳出一个又一个界面，要求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病历号。“还要注册账号？

”他问。“对，一人一号，以后就用这个号预约、缴费、查报告。”志愿者手指飞快，

“大爷，您记一下密码。”李大河记了，但第二天就忘了。再去医院，

又得麻烦志愿者重置密码。第三次时，志愿者虽然没说什么，但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

却像耳光一样打在李大河脸上。他开始逃避需要手机的场景。不去超市，去菜市场，

专找收现金的摊位；不去大医院，去社区诊所，虽然药不全；不坐公交，骑自行车，

虽然膝盖疼。他的生活半径在缩小，像蜗牛缩回壳里。王秀英倒是学得快，

不仅会用微信支付，还学会了发朋友圈、看短视频、在拼多多上砍价。“你看这个，

”她举着手机给李大河看，“这个老太太，七十多了，直播卖自己做的辣酱，

一晚上能卖好几百瓶。要不我也试试？我会做豆瓣酱。

”李大河看着屏幕上那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对着镜头夸张地试吃，

满嘴“老铁”“双击666”。他感到一阵恶心。“咱们不缺那点钱。”他说。“怎么不缺？

”王秀英放下手机，神情严肃，“咱俩退休金加起来六千，你的高血压药、我的降压药，

一个月就得一千多。水电煤气物业费，又是一千。吃饭穿衣人情往来，还能剩多少？

万一有个病有个灾……”“不是有小河吗？”“小河容易吗？”王秀英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三百多万的房贷，一个月还一万多。他老婆刚怀孕，将来孩子出生，哪样不要钱？

咱们不拖累他就算烧高香了。”李大河沉默了。他知道老伴说得对，但知道和接受是两回事。

他这一辈子，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成了需要被计算的成本、需要被避免的拖累。

2016年冬天，王秀英在晨练时晕倒。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梗。抢救、住院、康复，

三个月花了十二万。新农合报销后，自付六万。李大河第一次给儿子打电话要钱。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嘈杂。“爸，我在开会，一会儿回你。”小河压低声音说。

“你妈住院了，需要钱。”李大河直截了当。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要多少？

”“先拿两万吧。”“两万……”小河沉吟着，“爸，我现在手头紧，刚交了下季度房贷。

我转你五千行吗？剩下的我想想办法。”李大河挂了电话，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消毒水的味道刺鼻，LED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他翻出自己的存折，上面有三万块钱，

是预备给自己办后事的。他取了两万五，凑够了第一次的治疗费。病房里，

王秀英躺在病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但意识清醒。“花了多少钱？”她问，声音含糊。

“没多少，医保报了不少。”李大河撒谎。“你别骗我。”王秀英看着他，眼神清澈，

“咱们的家底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不行就别治了。”“胡说八道。

”李大河给她掖了掖被角，“好好养病，钱的事不用操心。”但钱的事，怎么可能不操心？

第二次缴费时，护士说账户余额不足了。李大河去缴费处查询，

清单：西药费、检查费、治疗费、床位费、护理费……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一样爬满纸张。

“有些药不在医保目录，有些检查是自费的。”工作人员解释，“您家属病情比较重，

用的都是好药。”什么是好药？李大河不懂。他只知道，这些“好药”正在吞噬他的一切。

儿子最终又转来一万五，说这是从信用卡里套现的。“爸，真的没有了。

我老婆产检、营养品、月嫂定金，到处都要钱。”李大河看着手机银行里到账的提示，

第一次对儿子产生了怨恨。但怨恨很快变成了自责——是自己没本事，

不能给儿子更好的起点，才让他活得这么累。病友家属告诉他，可以试试水滴筹。

“现在都这样，大病就上网筹款。”李大河不想。他见过朋友圈里转发的筹款链接，

点进去是陌生的面孔、悲惨的故事、触目惊心的医疗账单。下面有人捐款，有人转发，

也有人评论：“又来一个。”“医保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不去买商业保险？

”但王秀英的病情不等人。在护士长的帮助下，李大河学会了发水滴筹。儿子帮忙写的文案，

写得声泪俱下：“操劳一生的母亲，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配图是王秀英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病床上的样子，

强烈的对比像一记重锤。链接发出去后，捐款数字开始跳动。

10元、20元、50元、100元……大部分是陌生人，也有几个老工友捐了200元。

李大河盯着手机屏幕，看着那些陌生的头像和温暖的留言，眼泪模糊了视线。这是生的希望，

也是尊严的代价。筹到八万六时，他关闭了筹款。“够了，不能再要了。”他对儿子说。

“爸，这才一半……”“我说够了！”李大河突然提高音量，把儿子吓了一跳，

“你妈要是知道她成了别人可怜的对象，她宁可死。”病房里安静下来，

只有监测仪的滴滴声。王秀英睡着了，不知道丈夫和儿子为她争吵，

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在无数个手机屏幕上被阅读、被唏嘘、被遗忘。2020年的春节，

疫情来了。最初的消息很模糊，只说武汉有种新型肺炎。李大河没太在意，

他更担心的是王秀英的康复情况。老伴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灵便，

走路需要搀扶，说话也慢。康复治疗又是一笔开销，

但李大河已经学会了精打细算：社区康复比医院便宜，理疗仪可以在二手网站上买，

药尽量开医保目录内的。然后封城了。先是武汉，接着是他们所在的省城，

最后连县城也开始管控。小区封闭，每户两天只能一人外出采购。李大河不会用手机买菜。

社区建了微信群，群里接龙下单，微信支付，志愿者配送。他戴着老花镜，

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十分钟打不出一句话。等他终于发出“我要十斤白菜、五斤土豆”时，

接龙已经结束了。“大爷，下次早点。”志愿者在群里说，后面跟着一个无奈的表情。

最后是邻居帮他买了菜，放在门口，敲门就离开。李大河开门取菜时，

看见邻居戴着口罩和手套，站在三米外：“李叔，菜放这儿了，钱微信转我就行。

”他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谢谢。不是因为病，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成了被特殊对待的人——不是因为尊重，而是因为危险。他是老年人，是易感人群，

是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保护的方式，就是隔离。王秀英的情绪越来越差。不能出门，

不能去公园散步，不能和老姐妹聊天，每天对着四堵墙，她的世界缩小到了几十平米。

有时她会突然发脾气，把饭碗推到地上；有时又会默默流泪，

说些“拖累你了”“不如死了好”的话。李大河学会了哄她，像哄孩子一样。他翻出老相册，

给她讲年轻时的故事：讲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厂工会组织的联谊会上，

王秀英扎着两条麻花辫，唱《红莓花儿开》；讲他们结婚时，

工友们凑钱送了台红灯牌收音机；讲儿子出生时，

他连夜骑自行车去乡下抓老母鸡给她补身子……“那时候真好啊。”王秀英听着，眼神恍惚，

“虽然穷，但热闹。一个车间的人像一家人，谁家有难处，大家都帮忙。现在呢？

楼上楼下住了十年，不知道姓什么。”“时代不一样了。”李大河说。

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用来解释一切他不懂、不适应、不喜欢的变化。

儿子几个月没回来了。先是封城回不来，后来解封了，又说怕把病毒带回来。“爸，

妈身体不好，万一我身上带着病毒……”视频里，小河戴着口罩，背景是办公室，

“等疫情彻底结束吧。”李大河理解，真的理解。但他还是会在挂断视频后，

对着黑屏的手机发呆。屏幕映出他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松垮的皮肤。

他想起儿子小时候，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举高高，儿子咯咯的笑声能填满整个屋子。

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口罩、一块屏幕、一场疫情，还有更多说不清的东西。

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社区开始推广健康码，进出小区要扫码。

李大河又遇到了麻烦——他不会弄。社区工作人员帮他在手机上安装了支付宝，

申请了健康码。但健康码经常需要更新，有时需要重新填写信息，有时需要重新刷脸。

每次遇到问题，他都得去社区办公室求助。办公室的年轻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态度也从最初的耐心逐渐变得程式化。“大爷，这个很简单，我教您三次了。

”“让您子女帮您弄吧，我们这儿也很忙。”“实在不行，您就少出门。

”李大河真的减少了出门。但他需要买菜、买药、带王秀英去医院复查。

每次出门都是一场战斗：要记住戴口罩、带手机、调出健康码、接受体温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