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峪的冬天，冷得能把骨头冻裂。
刘万平在工地上已经干了三个月。肩膀上的茧子厚得像牛皮，手掌上的裂口结了痂又裂开，渗出的血混着泥土，把皮肤染成暗红色。
但他习惯了。
习惯天不亮就起床，习惯抬着几百斤的石头在山路上蹒跚，习惯吃掺着沙子的窝窝头，习惯工棚里此起彼伏的鼾声和脚臭味。
唯一不习惯的，是工地上那本糊涂账。
工地的会计姓孙，四十多岁，戴一副断腿的眼镜，用麻绳绑着挂在耳朵上。他有个习惯：每次发工分票，都要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声音很大，像是在宣告某种权威。
刘万平第一次领工分票时，就注意到了问题。
“孙会计，”他指着账本，“我一天六个工分，这个月干了三十天，应该是一百八十个工分。您怎么只记了一百七十个？”
孙会计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小子，你懂算盘？”
“懂一点。”
“那你算算，”孙会计把算盘推过来，“这个月有两天大雨，停工。实际出工二十八天。二十八乘以六，是多少？”
刘万平没动算盘：“是一百六十八。可您记的是一百七十，多了两个工分。”
孙会计愣住了。
他重新翻开账本，手指在日期上划过，脸色变了变。
“哦……是我记错了。”他讪讪地说，“是二十八天，一百六十八个工分。”
他从抽屉里拿出工分票，数了十二张——每张代表十个工分，又数了八张零的。
“给，一百六十八。”
刘万平接过，没说话。
但他记住了孙会计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惊讶，有恼怒，还有一丝慌乱。
从那以后，刘万平开始留意工地的账。
他发现了很多问题。
石料计数不准：明明抬了五十块石头，账上只记四十八块。土方量虚报：挖了一百方土，账上报一百二十方。最离谱的是伙食账：一百个人吃饭，每天却按一百二十人领粮食。
他把这些记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
直到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腊月二十三，又是小年。
工地指挥部宣布：今天加餐，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炖粉条。
消息传开，工棚里一片欢呼。几个月没见荤腥的汉子们，眼睛都绿了。
中午开饭时，刘万平排在队伍里。轮到他的时候，炊事员老张舀了一勺菜——稀汤寡水，几片白菜，两片薄得透明的肥肉。
“馒头呢？”刘万平问。
“馒头？”老张瞪眼，“什么馒头？”
“不是说每人两个白面馒头吗？”
“指挥部说的？那你去指挥部吃！”老张不耐烦地挥手，“下一个！”
刘万平没动。
他看见老张身后的筐里，明明有馒头——白花花的，冒着热气。但老张只给几个工头模样的人发了，其他工人，一律没有。
“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刘万平指着那几个工头。
老张脸色一沉：“小子，你找事是吧？”
“我就问，为什么？”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
有人小声说：“算了万平，忍忍吧……”
“不能忍。”刘万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大家都干了同样的活，为什么有人有馒头，有人没有？”
老张恼羞成怒，举起勺子要打。
“住手！”
赵黑子走了过来。他是石工队长，在工地上有些威信。
“老张，怎么回事？”
“这小子闹事！”老张指着刘万平，“指挥部说加餐，可馒头就那么点，总得先紧着干部吧？他非要闹！”
赵黑子看了看筐里的馒头，又看了看排队的人群。
“馒头有多少？”他问。
“就……就五十个。”老张声音低了。
“工地一百二十号人，你就准备五十个馒头？”赵黑子冷笑，“老张，你这账算得挺好啊。”
“我……我也是按指示……”
“谁的指示？”赵黑子盯着他，“孙会计的？还是指挥部的？”
老张不说话了。
赵黑子转身，对排队的工人们说：“今天这馒头，不分了。要分，就一人半个。同意的，举手。”
没人举手。
“那就不分。”赵黑子说，“把馒头收起来，晚上开会再说。”
老张悻悻地收起馒头。
队伍继续打饭，但气氛变了。
刘万平端着碗，走到工棚角落。老吴凑过来，低声说：“小子，你惹祸了。”
“我没惹祸。”刘万平说，“我就说了实话。”
“实话？”老吴苦笑，“在工地上，实话最不值钱。”
晚上，果然开会。
工地指挥部的帐篷里，煤油灯亮着。孙会计坐在桌前，面前摆着账本和算盘。赵黑子、老张，还有几个工头都在。
刘万平也被叫来了——他是“闹事”的主角。
“刘万平，”孙会计推了推眼镜，“听说你今天在食堂闹事？”
“我没闹事。”刘万平说，“我就问为什么有人有馒头，有人没有。”
“那是工作需要！”孙会计提高声音，“干部们要指挥生产，体力消耗大，吃点好的怎么了？”
“那普通工人就不消耗体力？”刘万平问，“抬石头、挖土方，哪个不是重活？”
孙会计被噎住了。
他恼火地翻开账本：“你一个毛孩子，懂什么？工地的账，复杂得很！要统筹，要兼顾，要……”
“孙会计，”刘万平忽然打断他，“我能看看伙食账吗？”
帐篷里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刘万平。
孙会计脸色变了：“你看什么看？这是机密！”
“我就想看看，”刘万平说，“一百二十个人吃饭，每天领多少粮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刘万平说，“我每天吃的窝窝头，掺了一半的糠。我想知道，是粮食不够，还是有人克扣。”
“你胡说八道！”孙会计拍桌子站起来，“你这是污蔑！是破坏生产！”
赵黑子开口了：“孙会计，让他看。”
“赵队长，这不合规矩……”
“让他看。”赵黑子重复，声音很沉。
孙会计瞪了赵黑子一眼，又瞪了刘万平一眼，不情愿地把账本推过来。
刘万平翻开伙食账。
他的手指在数字上划过，眼睛飞快地扫视。
每天领粮：玉米面二百斤，白面五十斤，杂粮一百斤。
实际用餐人数：一百二十人。
每人每天应得：玉米面一斤六两，白面四两，杂粮八两。
但实际吃到：玉米面八两（掺糠后），白面没有，杂粮四两。
中间的差额，去了哪里？
刘万平抬起头：“孙会计，每天二百斤玉米面，一百二十个人吃，每人应该有一斤六两。为什么我们只能吃到八两？”
“那是……那是加工损耗！”孙会计说，“磨面有损耗，做饭有损耗……”
“损耗一半？”刘万平问，“还有白面，每天五十斤，我们一口都没吃过。这些白面，去哪了？”
帐篷里死一般寂静。
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映出不同的表情——孙会计的慌张，老张的躲闪，赵黑子的阴沉。
“小子，”孙会计咬牙切齿，“你这是在找死。”
“我只是在算账。”刘万平说，“陈老师教过我，算盘要准，秤要准，人心也要准。”
“陈老师？哪个陈老师？”
“陈明德老师。”刘万平说，“他教我打算盘，也教我做人。”
孙会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陈明德——县里原来的会计培训老师，半年前被批斗，下放到农场改造。据说，就是因为“账目问题”。
帐篷里更静了。
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许久，赵黑子开口：“孙会计，明天的伙食，按实际人数做。馒头，每人半个。能做到吗？”
孙会计咬着牙：“能。”
“散会。”
走出帐篷时，夜风很冷。
刘万平打了个寒颤。
老吴跟上来，递给他一个窝窝头：“小子，没吃饭吧？”
刘万平接过，咬了一口。窝窝头很硬，但很实在。
“老吴，”他说，“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
“错？”老吴笑了，“你没错。你做了我们都不敢做的事。”
“可是孙会计……”
“孙会计？”老吴冷笑，“他那个账，我早就看出有问题。但没人敢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会计，他手里有算盘，有账本。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那现在……”
“现在？”老吴拍拍他的肩膀，“现在，他怕你了。”
“怕我？”
“怕你手里的算盘。”老吴说，“小子，你记住：在这个世道上，有些人怕刀，有些人怕枪。但最怕的，是怕算盘——怕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账。”
刘万平看着手里的窝窝头。
他想起了陈老师的话：算盘是规矩。
规矩破了，人心就乱了。
人心乱了，世道就歪了。
他要做的，就是把规矩立起来。
用算盘，立起来。
第二天，伙食果然改善了。
窝窝头里的糠少了，每人还分了半个白面馒头。
打饭的时候，老张看了刘万平一眼，眼神复杂。但没说话。
工人们私下议论：
“听说没？昨天那小子把孙会计给镇住了！”
“真的假的？他才多大？”
“人家会算盘！账本一看，就知道哪里不对！”
“了不得啊……”
刘万平听到这些议论，没说话。
他只是继续抬石头，继续干活。
肩膀上的茧子更厚了。
心里的秤，也更准了。
腊月二十八，工地放假。
刘万平领了这个月的工分票：一百八十个工分，一分不少。
孙会计把票递给他的时候，手有点抖。
“小子，”他压低声音，“得饶人处且饶人。”
刘万平接过票，数了数，抬头看他：“孙会计，账清了吗？”
“清了，清了。”
“那就好。”刘万平说，“账清了，人心才能安。”
他转身走了。
走出指挥部时，阳光很好。
照在雪地上，白得刺眼。
他想起陈老师送他算盘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
算盘是规矩。
规矩立起来了，路才能直。
他握紧工分票，往家走。
脚步很稳。
像他心里的那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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