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窝深，下颌线条硬朗。左边眉尾有一道短短的疤，把眉毛截成两段。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不是夸张。是真的、生理性的、停了一拍。
沈淮。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王厂长还在旁边说着什么，“这是行政部的老员工.....”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他低头看我胸口的工牌。
方竹，行政部，文员。
他看了两秒。
然后抬起眼。
目光平静，像是在看一份普通的文件。
但嘴唇动了。
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才能接住。
“我想进去。”
走廊里的嘈杂、王厂长的客套、小姑娘们的窃窃私语，所有声音都在那一瞬间被抽空了。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张画面。
七年前，钟楼区老城中村，二楼。月租三百五的单间，夏天没有空调，只有一把落地扇，扇叶转起来嘎吱嘎吱响。
那张一米二的硬板床，他压着我，汗水从他额头滴到我的锁骨上。
他抱着我的腰，埋在我的颈窝里，声音又哑又烫。
“让我进去。”
“竹竹，我想进去。”
同样的四个字。
一模一样。
我猛地回过神，退后半步，后背撞上了墙。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刚才那句话只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问候。
王厂长还在旁边笑呵呵地说：“沈主管，行政部这边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找老方，她在厂里十一年了，什么都熟。”
沈淮收回目光，对王厂长点了点头。
“好。”
然后他走了。
从我面前走过去，衬衫带起一点风。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清淡的肥皂味，混着一丝烟草气。
七年了，他还是用那种最便宜的透明皂洗澡。
但他开始抽烟了，以前他不抽的。
“方竹？方竹！”赵姐推了我一把，“你脸色好差，没事吧？”
“没事。”我扯了扯嘴角，“低血糖，早上没吃饭。”
“你这人，天天不吃早饭，胃迟早出问题。”赵姐从兜里掏出一颗奶糖塞给我，“走，回办公室。”
我跟在她后面走，腿有点软。
不是低血糖。
是沈淮。
他怎么会来这儿？他不是去深圳了吗？
七年前走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他要去南方，要挣钱，要出人头地，要回来风风光光地娶我。
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
电话打了三个月，从一天一个变成三天一个，变成一周一个，变成半个月一个。
最后一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天我刚查出怀孕，在诊所门口蹲着哭了半小时，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手抖得按了三次才接通。
他在电话那头说：“竹竹，我可能短期内回不去了，厂里签了三年的合同。”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怀孕了”。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他在那边的背景音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他：“沈淮，过来帮我搬一下这个。”
语气亲昵随意，像是喊自己男朋友。
我把那四个字咬碎了咽进肚子里，说了句“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
我一个人生了孩子，一个人坐月子。
我妈从乡下来照顾了我两个月，走的时候抹着眼泪说：“竹竹，找个人嫁了吧，别一个人扛着。”
我就嫁了，嫁给了厂里仓库管理员刘国栋，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工资全交，对我女儿也好。
日子过了三年。
直到我发现他手机里存着几百条和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对方是他初中同学，在隔壁市开美甲店。
记录里有转账截图。一千、两千、三千。最大的一笔五千。
都是他转出去的。
他交给我的工资条上，月薪五千二，实际到手四千三。但他每个月只交给我三千块。
差额去了哪儿，那些转账记录回答了一切。
我没闹。
等女儿睡着以后，我把那些截图一张张保存，发给了他微信，附了一句话：“离婚协议书我明天去打印，你签不签？”
他打电话来，慌了，说那是借给人家的，说人家生活困难，说他就是心软。
我说：“你心软，我心硬。协议书放你桌上了，签了咱们好聚好散，不签我就去法院。”
他签了。
净身出户，房子是我租的，存款一共两万三，我分了他一万，他拿着走了。
那年我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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