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边有个惊悚便利店

### ——便利店夜班实录---### 第一个故事：哥哥凌晨三点十七分，

便利店的灯闪了一下。我正在清点烟柜里的香烟，听到门铃响起，

抬起头习惯性地说了一句“欢迎光临”。然后我看见了他。一个男人撞开门冲进来，

几乎是摔进来的。他的膝盖磕在门槛上，整个人往前扑倒，手掌在地砖上发出黏腻的啪叽声。

他想爬起来，但手脚并用却像踩在冰面上一样不断地滑倒。血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

糊住了半边脸。他的衣服上全是血，手上全是血，连眼睛里都进了血，他拼命眨眼，

想把血眨出来。“救救我。”他说。他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的气味。他朝我伸出手，手指上沾着暗红色的东西，

指节处的皮肉翻卷着，露出里面白森森的骨头。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半包没点完的香烟。

然后门又开了。第二个男人走进来。他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伞面上干干净净，

没有一滴雨水——尽管外面根本没有下雨。他把伞收起来，靠在门边的架子上，动作很慢，

很仔细，确保它不会滑倒。然后他朝我笑了笑。“别怕。”他说，声音很温和，

像任何一个深夜走进便利店买烟的顾客，“他是我哥哥。精神病发作，把自己伤成这样。

”他说话的时候，已经走到了那个男人身边。躺在地上的男人浑身发抖，他想往后缩，

但后背撞上了货架，再也无处可逃。第二个男人低下头，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蹲下来。

“又这样。”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点无奈，一点疲惫，像一个照顾病人多年的家属，

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别乱跑。”地上的男人张开嘴，想说什么。

但第二个男人按住了他的肩膀。“别动。”他说，“伤口会裂开。”他抬起头，看向我。

“能给我一条毛巾吗？还有热水。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我按住他，他挣扎起来我没法包扎。

”我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出来。

也许是因为那个蹲着的男人看起来那么正常，那么平静，那么像一个疲惫的、尽职的弟弟。

也许是因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东西，像是深夜便利店里的另一个正常人。

也许是因为地上的那个男人忽然不抖了。他看着我走过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那种眼神我见过，在超市里被孩子哭闹着要买的玩具上，在被遗弃在路边的旧沙发里，

在某些深夜顾客买走最后一包烟时的背影里。是绝望。但他的手已经被他弟弟按住了，

他的头靠着货架底层的薯片袋子，他的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把毛巾递过去。“按住他的肩膀。

”弟弟说，低着头在拧毛巾，“用力一点，他力气很大。”我把手放上去。

那个男人的肩膀在我掌心下颤抖着，骨头硌着我的手指。他的皮肤很凉，湿漉漉的，

分不清是汗还是血。我能感觉到他在拼命挣扎，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挣不开。

弟弟把毛巾敷在他额头上。“太重了？”他问。我没有回答。我看着毛巾从白色变成粉色，

从粉色变成红色，从红色变成深红。那个男人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

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他的嘴唇在动。他想说什么。但我听不见。

然后他的眼皮慢慢垂下来，身体不再挣扎，呼吸变得很浅很浅。弟弟的手还按在毛巾上。

他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久到便利店的灯管又嗡嗡响了一阵，久到门外的街道完全安静下来，

久到我的手臂开始发酸。然后他站起来。“谢谢你。”他说，“他睡着了就好。

”他走向门口，拿起那把黑伞，推开门，走进夜色里。他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

像一滴水落进大海。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直到我的手机响了，是110的号码，

问我是不是刚报过警。我说是的。他们说马上到。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两只手都是红的，

一直红到手腕。掌心的血已经开始发黑，在皮肤的纹路里干涸成细小的裂纹。

我走进员工通道，打开水龙头，把手伸进去。水是凉的。血被冲进下水道，

一圈一圈打着旋儿。我回到店里，想拿拖把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但我刚走出员工通道，

就看见了那辆停在门口的警车。两个警察走进来。其中一个很年轻，另一个年纪大一些，

鬓角有白发。他们看了看地上的男人，看了看货架上的血迹，然后看向我。“是你报的警？

”“是的。”“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弟弟追杀哥哥，哥哥逃进便利店，

弟弟追进来，假装是病人家属，让我帮忙按住哥哥，然后他跑了。

年轻的那个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年纪大的那个蹲下来，看了看地上的男人，然后站起来，

走到我面前。“你说那个人是他弟弟？”“对。”“亲弟弟？”“应该是吧，他说是他哥哥。

”年纪大的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回头看了年轻警察一眼。年轻警察停下笔，抬起头，

表情有些奇怪。“先生。”年纪大的警察说，“我们认识这个死者。”我没有说话。

“他叫林志强，五十三岁，无业，有多次吸毒史和暴力伤人的案底。他确实有一个弟弟，

叫林志明，三年前死于肝硬化。我们送的他最后一程。”我站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心跳。

一下。两下。三下。“所以那个所谓的弟弟，”警察说，“不可能是他弟弟。”我没有说话。

警察看着我，等着我说话。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水还没干。

在手电筒的灯光下，那些血迹依然清晰可见，嵌在我的掌纹里，嵌在我的指甲缝里，

嵌在我皮肤的所有褶皱和裂缝里。我想起那个男人最后看着我的眼神。

我想起他的肩膀在我掌心下的颤抖。我想起那个温和的笑容，那把干燥的伞，

那句“按住他”。“先生。”警察在叫我，“你还好吗？”我抬起头。

便利店的灯管还在嗡嗡响着，像一只永远飞不出去的虫子。门外没有雨，

天空开始泛起青白色。街对面早点摊的灯亮了，老板正在往外搬蒸笼，热气腾腾的，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没有哥哥。从来都没有。可当那个人蹲下来，

抬头朝我笑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那么自然地走过去，接过他递来的毛巾，然后——“先生？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如果那个人不是他的弟弟。

那他叫我“弟弟”的时候，我在应谁？### 第二个故事：红裙子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很瘦，瘦得颧骨高高突起，脸颊凹下去。

那条红裙子挂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一个衣架上。裙子很长，一直拖到脚踝，

她走路的时候裙摆在地砖上拖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站在门口，眼睛在货架之间扫来扫去，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便利店的灯管嗡嗡响着，惨白的灯光照在她身上，

那条红裙子红得像一团火。“有没有看见我女儿？”她问我。她的声音很轻，很飘，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没有。”我说。她没有走。她走到第一排货架前面，弯下腰，

往底下看。然后站起来，走到第二排货架，又弯下腰，往底下看。她走得很慢，看得很仔细，

像是在找一个丢失的耳环。“有没有看见我女儿？”她又问了一遍。“没有。”她继续找。

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每找完一排，她就问我一次。声音一模一样，语调一模一样，

连停顿的地方都一模一样。“有没有看见我女儿？”“没有。”“有没有看见我女儿？

”“没有。”我数着。第五遍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第八遍的时候，我后背开始发凉。

第十二遍的时候，我已经不敢看她。她找了整整一排货架，然后走出门，

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我松了一口气。但五分钟之后，门又开了。她又进来了。

还是那条红裙子。还是那张瘦削的脸。还是那双在货架之间扫来扫去的眼睛。她从头开始找。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每找完一排，她就问我一次。“有没有看见我女儿？”“没有。

”“有没有看见我女儿？”“没有。”十六遍。十七遍。十八遍。我不再数了。

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她一遍一遍地找，一遍一遍地问。她的裙子在货架之间飘动，

像一团永远不会熄灭的火。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走了。我站起来，腿已经麻了。

我活动了一下手脚，准备去员工休息室坐一会儿。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很小的声音。

从收银台下面传来的。我低下头。一个小女孩蹲在收银台底下。她大概六七岁，

穿着一条白裙子，扎着两个辫子。她的脸圆圆的，很可爱，眼睛很大，很黑。她蹲在那里，

双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她冲我嘘了一声。“别告诉我妈妈。”她小声说，“我在躲她。

”我低头看她的脚。没有脚。她悬在那里，离地面有两寸的距离。那条白裙子下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妈妈也是鬼。”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在告诉我一个秘密，“但她不知道。

她以为她还活着，以为我还活着，以为我只是走丢了。”我张了张嘴，想说话，

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小女孩冲我笑了笑。“叔叔，你也是鬼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摇了摇头。“不是。”她说，“你还没死。但你快死了。

”门口，红裙子又出现了。那个女人站在门口，眼睛扫视着店里。“有没有看见我女儿？

”她问。小女孩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然后她不见了。那个女人走完最后一排货架，

走出门去。太阳升起来，照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从那以后，每周三凌晨三点，

那个女人都会来。她永远穿着那条红裙子。永远问同一个问题。永远找十七遍才离开。

而那个小女孩，永远蹲在收银台底下。永远冲我“嘘”。

### 第三个故事：买烟的人那个男人每周三凌晨都会来买一包烟。

他总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到，不早一分，不晚一分。他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剪得很短，

脸晒得很黑，手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他从不说话。他推门进来，

径直走到柜台前面，把七块钱放在玻璃上——永远是现金，

永远是正好的七块钱——然后看着我。我拿烟，他接过，转身就走。从不说话，从不说谢谢，

也从不多看任何人一眼。第三周的周三，他来的时候浑身湿透。那天晚上没有下雨。

我看了好几次门外，街道是干的，路灯照在空荡荡的路面上，连一滴水的痕迹都没有。

但他浑身湿透了。水从他衣服上滴下来，从他头发上滴下来，从他下巴上滴下来。

他站在柜台前面，脚下很快就汇了一小滩水。他的脸比平时白，白得发青，嘴唇发紫，

手指皱得像在水里泡了很久。“外面下雨了？”我问。这是我对他说过的第一句话。

他没回答。他把七块钱放在玻璃上，看着我。我拿了烟，递给他。他接过，转身往门口走。

我追到门口，推开门。街道是干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路面，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人。

我回过头，他已经不见了。第四周的周三，他又来了。这一次他的脸泡得发白，

白得像一张纸。他的眼睛肿着，眼眶发红，眼珠往外突。他的嘴唇裂开几道口子，

能看见里面发黑的肉。他的手皱得更厉害了，像两团被揉过的卫生纸。他走到柜台前面，

把七块钱放在玻璃上。“你没事吧？”我问。他停住了。他慢慢转过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有水。不是眼泪，是水。清水从眼眶里往外渗，顺着脸颊往下流。“我没事。

”他说。他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喉咙里灌满了水，每说一个字都有水声在响。

“就是上周三掉河里了，捞了三天才捞上来。”他把烟装进口袋。“但烟瘾上来，还是得来。

”他走出门去。我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下。从那以后，

每周三凌晨他依然会来。依然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依然是七块钱现金，依然是那包烟。

只是他的身上永远在滴水。只是他走过的地方永远留下一滩水。只是门外的街道，

永远是干的。有一周我鼓起勇气问他：“你住在哪儿？”他看着我，

那些从眼眶里渗出来的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河里。”他说。然后他走了。

后来我问了隔壁理发店的老板，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理发店老板想了很久，

说：“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开面包车的？去年掉河里那个？”我不知道。“去年夏天，

”理发店老板说，“有辆面包车掉进护城河，司机淹死了。捞了好几天才捞上来。

听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回家，但家在河对岸。”我问他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

理发店老板摇摇头。“不记得了。就知道他爱抽烟，但又要养家，所以每周只抽一包。

每周三去买烟，是他固定的习惯。”从那以后，每周三凌晨一点四十五分，

我都会准备好那包烟。他进来，放钱，拿烟，走人。我们不再说话。但每次他走之后，

我都会把柜台上的水擦干净。### 第四个故事：找孙子的人夜里两点，

一个老头推门进来。他很老，老得看不出年纪。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的，贴在头皮上，

露出下面布满老人斑的头皮。他穿一件旧棉袄，棉袄的扣子扣错了位，一边长一边短，

下摆一高一低。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走路的时候脸几乎和地面平行，每一步都挪得很慢，

像是脚上绑着铅块。他在货架之间走了一圈。走得很慢，每一排都从头走到尾，

眼睛在货架上扫来扫去，但什么也没拿。然后他走出门去。我以为他就是个失眠的老人，

出来转转。三点，他又来了。还是那样。走一圈，从头走到尾，什么也不拿，走了。四点，

再来。五点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您找什么呢？”他停下来，慢慢抬起头。

他的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像是很久没有动过的机器。他抬起头，看着我，

混浊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辨认我是谁。“找我孙子。”他说。他的声音沙哑，

每一个字都像砂纸磨过木头，又像是从很深的地底下挖出来的。“七岁了，穿蓝衣服。

”“走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死了。”他说，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三个月了。掉河里淹死的。”他低下头，

又开始在货架之间走。“但我每天还是得找找。”他边走边说，

声音从他那佝偻的身体里飘出来，“万一呢。万一他只是贪玩，躲在哪里不肯出来。

万一我找着找着，他就蹦出来喊我一声爷爷。”他走完最后一排货架，推开门，

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六点，天快亮了。一个小男孩推门进来。他七岁左右，

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蓝衣服。衣服很旧，洗得发白，但很干净。他的脸很白，

白得几乎没有血色，白得能看见皮肤下面淡青色的血管。他在店里走了一圈，然后站在门口，

朝外面喊。“爷爷！”他喊，“爷爷，我在这儿呢！”没人回应。他又喊了一声。“爷爷！

爷爷！”还是没人回应。他回过头，看着我，笑了笑。“爷爷耳朵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