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诀别

一腊月里最后一个黄昏，吉罗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窗外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沉进城市废墟的轮廓里去。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日落了。上一次大概是五十年前，或者六十年前？

他记不太清。年岁活得太长，记忆就像被水浸泡过的纸张，字迹模糊成一团，

能分辨的只剩下几处浓淡不一的墨渍。今天是2399年12月31日。

吉罗披上那件穿了四十年的灰褐色外套，动作很慢，一节一节地把自己从床上撑起来。

关节已经不太好使了，像是生了锈的机器零件，每次活动都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他走到窗边，手掌按在玻璃上。玻璃很凉，凉意顺着掌纹一点一点爬进骨头里。

窗外曾经是一座城市。现在只是一片灰色的、沉默的、被时间啃噬过的废墟。

高楼的骨架还戳在那里，玻璃早就碎光了，剩下空洞洞的窗口，像一千只瞎掉的眼睛。

街道被野草和不知名的藤蔓植物吞没，偶尔露出一角锈成粉末的汽车外壳。远处的海湾还在，

海水还在涨落，但码头早就垮了，防波堤塌进水里，只剩下几根歪斜的钢筋指着天空。

没有灯。整个城市没有一盏灯。吉罗已经习惯了。

这个习惯他用了将近两百年才养成——习惯黑暗，习惯寂静，习惯一个人。他转过身，

走回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册子。那是他用捡来的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生的故事。

纸张大小不一，有些是从废弃的办公楼里找到的A4纸，有些是笔记本的残页，

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包装纸。他用针线把它们胡乱缝在一起，

封面是一块从沙发上撕下来的皮革，边缘磨得发毛。这就是他一生的故事了。

吉罗把册子抱在怀里，坐回窗边。太阳又沉下去一点，剩下一弯橘红色的弧线，

贴着地平线慢慢往下滑。他把册子翻开，

一个地球人吉罗自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公元2126年—2399年”二百七十三年。

吉罗看着这几个数字，忽然觉得有些滑稽。人类的文明史有几百万年，

从茹毛饮血到飞向太空，从结绳记事到人工智能统治世界，浩浩荡荡，轰轰烈烈。而他自己，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竟然活过了这段历史最后的两百七十三年，活成了文明的句号。

太阳终于完全沉下去了。房间里暗下来，暗得很快，像是有人慢慢拧紧了一盏灯的开关。

吉罗没有动。他知道再过一会儿，月亮会升起来，月光会从窗口照进来，

足够他看清纸上的字。他还有很多时间——这是他唯一不缺的东西。他翻到第一页，

开始读起来。二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岁那年，父亲把我扛在肩上，去看一艘飞船起飞。

那是2129年，我三岁。我记不清那天的日期，记不清飞船的名字，

甚至记不清父亲的脸——只记得他的肩膀很宽，很稳，我坐在上面，双手抓着他的耳朵，

感觉自己高得能碰到天。飞船是从城外的发射场起飞的。我们站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

周围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像一大片会动的人海。父亲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肩头。

我越过无数颗脑袋，看见远处的发射架上停着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尖尖的，

像一枚巨大的箭头指向天空。有人开始倒数。十、九、八、七——数到三的时候我听不清了，

因为声音太大了。不是大，是巨大，是从地面深处滚上来的轰鸣，是震得我牙齿发麻的颤抖，

是一头看不见的巨兽在咆哮。白色的飞船慢慢升起来，越来越快，

拖着一条橘红色的尾巴扎进云层。人群欢呼起来，有人哭了，有人跪下来祈祷，

有人把手里的帽子扔上天。我不懂他们在激动什么，只是觉得那火焰真好看，

比过年放的烟花还要亮，还要远。父亲把我从肩上放下来，蹲在我面前。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那是我对他唯一的清晰记忆：浓眉毛，方下巴，

眼睛里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小罗，”他说，“记住今天。总有一天，

你也会坐上那样的飞船，去星星那边。”我点点头。其实我不懂什么叫“星星那边”。

我只知道那天回去的路上，父亲给我买了一根棉花糖，粉红色的，甜得我舌头都要化掉。

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棉花糖。三岁到六岁那几年，世界还是热闹的。

我住在一个叫“阳光新城”的小区里，六层楼的房子，外墙刷成浅黄色。我们家在四楼，

两室一厅，阳台朝南，冬天的时候阳光会一直铺到沙发脚下。楼下有一片小广场，

几棵桂花树，一个滑梯，两个秋千。傍晚的时候，老人们搬出小板凳坐在树下聊天，

孩子们在滑梯上爬上爬下，大人们下班回来，自行车铃叮叮当当地响。母亲在厨房里炒菜，

油烟从窗户飘出去，混进桂花香里。父亲有时候回来得晚，母亲就把饭菜扣在锅里，

让我先吃。我总是磨磨蹭蹭地扒几口饭，趴在阳台上往下看，

等父亲的自行车出现在小区门口。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像一块被阳光晒暖的旧布，软软的，

带着一点樟脑丸的味道。琐碎，平常，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些不值一提的琐碎，

后来花了我两百年去回忆。六岁那年，我上小学了。学校不远，走路十分钟。

第一天是母亲送我，她牵着我的手，一路叮嘱：听老师的话，和同学好好玩，

下课记得上厕所，别憋着。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一直盯着路边一只花猫。

那只猫蹲在墙头，慢条斯理地舔爪子，阳光把它的毛晒成金红色。

小学的生活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上学就是学认字、学算数，

没想到要学的东西多得多。语文、数学、自然、品德，

还有一门叫“人类文明”的课——现在想想，那门课真是讽刺。

教“人类文明”的是一个姓周的女老师，三十多岁，瘦瘦的，戴一副圆框眼镜。

她讲课的声音很轻，像怕惊着谁似的。第一堂课，她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

从左边画到右边，说：“这就是人类的历史。”我们在下面坐着，听不懂。

她又在线上面点了一些点，说：“每一个点，就是一个时代。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宇航时代……我们现在在这里。

”她用粉笔在最后一个点旁边画了一个小圈。有个男生举手问：“老师，以后还有吗？

”周老师愣了一下，笑了笑，说：“当然有。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点，更远更远的未来。

”那个笑我记了很久。后来我常常想，她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还是说，

她和所有人一样，对未来一无所知？六岁到十二岁，是小学的六年，

也是“大迁徙”开始的六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后来的人解释“大迁徙”。

这个词写出来只有三个字，可它意味着的东西，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潮都要庞大。

数以亿计的人，从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批一批地飞向太空。不是旅游，不是探索，

是走——再也不回来的那种走。起因是什么？课本上说，太阳在变老，地球在变热，

资源在变少，环境在变差。但真正的原因，是有人在火星的卫星上发现了稳定的地下溶洞，

有人在木卫二的海底发现了热泉，有人在半人马座的方向找到了一颗和地球差不多的行星。

于是，人类忽然意识到：我们可以走了。走，去别的地方。把地球留给过去，

把未来交给星空。最开始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然后是富豪和政客，再然后是中产和普通人。

一艘又一艘的飞船升空，像一群一群的候鸟，往深空飞去。发射场周围永远挤满了人，

有人哭着送别，有人欢呼着出发，有人拿着牌子等着自己的编号被叫到。

我们家是最后几批走的。父亲一直拖着，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母亲催过几次，他只是沉默地抽烟，一支接一支。那几年他老得很快，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坐在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望着远处的发射场，一望就是一整天。终于，

在一个秋天的傍晚，他把我和母亲叫到跟前，说：“走吧。该走了。”我那时候十二岁，

刚上初中。我问他：“我们去哪儿？”他说：“去新世界。”我又问：“新世界在哪儿？

”他没回答，只是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粗糙，有厚厚的茧子。

三飞船的名字叫“方舟七号”。我们在地面等了三天才登上船。排队的人一眼望不到头，

弯弯曲曲地盘在巨大的候船大厅里。有人带了十几件行李，

大包小包堆得像小山；有人只拎一个小包，轻装简行；有人抱着孩子，

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有人沉默地坐着，眼睛盯着地面，一动不动。母亲攥着我的手，

攥得很紧，手心都是汗。父亲站在我们前面，背着两个大背包，肩上还挎着一个。

他很少回头，只是一步一步往前挪。登上飞船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地面控制中心的大楼立在远处，灰白色的，窗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楼顶有一面旗帜在飘，

红色和蓝色，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再远一点是城市的天际线，几栋高楼戳在那里，

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金灿灿的。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地球上的落日。飞船的舱位很小，

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上下铺，一张小桌子，一个储物柜，

墙上挂着一块屏幕。没有窗户——真正的窗户太贵了，我们买不起。起飞的时候，

我被巨大的压力按在床上，动都动不了。轰鸣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无数只拳头砸在身上。

我想喊，喊不出来；想哭，哭不出来。母亲在旁边死死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然后，

忽然安静了。那种安静很奇怪，不是真正的安静，是失重带来的错觉。我飘了起来，

离开了床铺，像一个气球一样悬在半空中。母亲笑了，眼眶红红的，说：“我们出来了。

”出来。离开。走了。之后的三个月，我都在那艘飞船里度过。那是一座移动的城市，

十几万人挤在钢铁的壳子里，往深空飞去。有学校，有医院，有商店，有公园——当然，

是假的公园，塑料的草，塑料的树，头顶是模拟的蓝天屏幕。每天按照地球时间作息，

起床、吃饭、上课、睡觉。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永恒的黑暗和偶尔划过的星光。

父亲在飞船的维修部门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母亲在食堂帮忙，挣一点积分补贴家用。

我继续上学，学的内容和地球上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门课叫“深空生存”——教我们怎么在失重环境下活动，怎么使用宇航服，

怎么应对突发情况。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林，秃顶，戴一副老花镜。

他讲课的时候喜欢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一边走一边说。有一次他忽然停下来，

看着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是第一批真正离开摇篮的人类。”我们摇头，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他继续说：“人类几百万年，从非洲草原走出来，走到全世界。

可不管走到哪里，头顶都有一片天，脚下都有一块地。现在没有了。现在头顶是空的，

脚下也是空的。我们是漂在黑暗里的灰尘。”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们要记住这种感觉。

等你们到了新世界，有了新家，也不要忘记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

真正地离开了家。”他的话我记了一辈子。三个月后，

我们到达了第一个中转站——火星轨道上的“驿站一号”。那是一座巨大的空间站，

比“方舟七号”大几十倍，像一个钢铁做成的甜甜圈悬在轨道上。飞船和空间站对接的时候，

我从屏幕里看到了火星——一颗暗红色的星球，表面有大片的阴影，

那是太阳系最高的火山和最深的峡谷。我们在空间站待了一个月，换乘另一艘飞船，

继续往外飞。这一飞，就是七年。七年里，我从中学生长成青年。七年里，母亲老了，

父亲的白头发更多了。七年里，我们换过五艘飞船，停靠过三个空间站，

见过无数张陌生的面孔，听过无数种奇怪的口音。七年里，

飞船上的广播每天都在播报：某某星系发现了可居住行星，某某殖民地建成了，

某某飞船失踪了，某某区域爆发了冲突。十八岁那年，我们终于到了。那颗行星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编号：NH-103。但人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新家园”。从飞船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