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藏了十八年

继母走后的第七天，我在她衣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个信封。牛皮纸信封早已泛黄，边角卷曲，

指尖触得毛糙。敞开的信封口，几道陈旧的折痕。一根老化的橡皮筋松松垮垮地缠着，

一碰就断，成了几截枯黄的碎屑。我抽出那个信封，翻过正面。

收件人栏写着三个字：宋一鸣。我的名字。心脏猛地顿了一拍。

我手指颤抖着抽出信封里的东西。是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折的纸张，折痕处已经发黑。

但我依然看清了上面的大红印章——“宋一鸣同学：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

你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新生。

请于2006年9月10日至9月12日持本通知到校报到。”落款：省城师范大学。时间，

2006年7月。十八年。我蹲在老式衣柜前，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抖得停不下来。

十八年前。2006年那个夏天，我十八岁，刚刚参加完高考。分数出来的那天我算过，

足足超了本科线22分。我的第一志愿填的就是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

然后就是永无止境的等待。那个夏天特别漫长，别人的通知书陆陆续续都到了，

甚至有些人都要去报到了，我的还没到。我爸叹了口气，说可能落榜了。我也认了命。

那年秋天，我没再去学校，转身去了县里一家充满了机油味的修车厂当学徒。一修，

就是整整十八年。通知书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折得整整齐齐。我屏住呼吸打开，

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像一把尖刀扎进眼睛——那是继母刘桂兰的笔迹，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通知书7月15号到的。老宋不知道。我收的快递。”纸条的一角，

写着那个让我想杀人的日期：2006.7.15。

我把这张只有十九个字的纸条看了整整三遍，脑子里像是有一群蜜蜂在“嗡嗡”乱撞，

什么都听不见了。“哥。”宋一帆走到了我身后，声音有些发颤，“这是啥？”我没理他。

我试着站起来，腿却像灌了铅一样麻木。扶着柜门足足缓了一分钟，我才把通知书重新折好，

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吧。”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哥，这到底是什么？

”宋一帆追问。“没什么。”我转身往外走，脚步快得像是逃命。

出了继母那间充满樟脑球味道的房间，我没停歇，直接冲到院子里，掏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在广东工地打工，是为了继母的丧事才赶回来的。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通，

那个熟悉的声音显得格外苍老：“一鸣？”“爸，我问你个事。”我咬着牙关。“啥事？

”“我当年高考……到底有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电流的嘶嘶声。

过了好几秒，那个苍老的声音才传来：“没收到吧……当年不是落榜了吗？”“没有。

”我眼眶烫得厉害，一字一顿地说，“通知书就在我妈衣柜最底层。藏了整整十八年。

”电话那头瞬间死一样的寂静。我攥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等了一会儿：“爸？

”“……一鸣。”他的声音突然变了调，有些抖，“你……你确定？”“就在我手上。

省城师范大学的。2006年7月15号签收的，妈亲自收的快递。”电话那头又是沉默。

这次很久，很久。我没有再逼问，直接挂断了电话。继母刘桂兰走了七天。脑溢血，

走得很急。那天早晨她说头疼，我爸只让她躺会儿。到了中午再去叫，人已经硬了。

丧事草草办了七天，三七刚过，我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宋一帆就开始慢慢收拾她的遗物。

拉开柜门，那一股浓郁的樟脑球味直冲天灵盖。衣服依然叠得整整齐齐，

最上面是几件她过年才舍得穿的碎花褂子，下面压着发黄的旧毛衣、起球的秋裤和棉毛衫。

再往下，是一堆装在塑料袋里的旧毛线和碎布头。我把那些塑料袋一袋袋拎出来，扔在地上。

直到拎到最底下那袋时，手指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就是那个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信封。

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法合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全是十八年前的画面。

2006年7月，天热得要命，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那时候我还是个满怀希望的少年，

每天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一遍遍往镇上的邮政所跑。

邮递员老吴看见我就直摇头：“没有，还没到。”我连着问了半个月。老吴看我可怜，

还安慰我：“别急，录取通知书都是挂号信，丢不了，到了肯定给你送家去。”但这封信，

真的就再也没到过。我不甘心，我去查过。我也曾跑到邮政所去翻查挂号信记录。

老吴翻出一个厚厚的本子指给我看：“你看，7月15号确实有一批到了，

但这封签收人签的是刘桂兰——刘桂兰是你妈不？”我说是继母。“那就对了，

那肯定就在家呢，她帮你签收了。”那时的我太单纯了。我以为是邮局让继母代收，

她忘了给我。兴冲冲地跑回家问她，她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没有啊，

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信。”十八岁的我，信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去了修车行。

我从满是油污的配件柜最底层翻出了一个积灰的盒子，里面装着几部淘汰下来的旧手机。

最底下那部，正是2006年我用的那款诺基亚直板机。黑白屏，按键都磨掉了漆，

电池早就鼓包没电了。我把它带回家，换了块旧电池，充了半个小时电开机。

屏幕亮起那幽幽绿光的一瞬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翻进短信收件箱，一直翻到最底下。

那里静静躺着一条来自“10086”的短信提示：“尊敬的客户，

您的挂号信单号XA123456789已于2006年7月15日送达，请注意查收。

”我死死盯着这条短信，连呼吸都忘了。十八年了。这条短信就像一颗未爆的哑弹，

在这个早已过时的手机里躺了整整十八年。这期间我换了七八部手机，

这部诺基亚一直扔在修车行的角落里，本来早该扔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扔。屏幕很小，

像素格很大，字迹模糊不清。我把手机凑到眼皮底下，反反复复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2006年7月15日送达。”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嘲笑我这十八年的人生。那天晚上，

宋一帆来了修车行。他今年三十四岁，已经是市里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体体面面。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满是机油味的小马扎上抽烟。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我抽烟了，

愣了一下。“哥。”他在我对面的旧轮胎上坐下，沉默了很久。我依然没说话，

只是盯着指尖明明灭灭的火星。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哥，

我妈……为什么要藏你的通知书？”我吐出一口烟圈：“我不知道。”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整个人僵住的话：“哥，我想……我知道原因。

我2008年考上的大学。那几年的学费——其实是我妈出的。

如果你2006年先上了大学……那时候家里，根本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我夹烟的手猛地顿住了。“当时家里的情况，你知道的。”宋一帆低着头，不敢看我，

“爸在工地拼死拼活，一个月也就挣一千来块钱。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才五六百。

如果你去上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少说得六七千。两年后轮到我考大学，

家里就会被掏空，根本拿不出钱。”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我妈肯定是算了这笔账。

你去读，我就读不了。我去读，你就读不了。这根本不是选择题……她选了让我读。

因为我是她亲生的。”我狠狠把烟头掐灭在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上。“哥，我不求你原谅。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真相。我妈这辈子，心里肯定一直都没放下过这事儿。”我抬起头，

透过昏暗的灯光看着他。他眼眶通红，双手死死攥着茶杯。“哥，你恨我吗？”他颤声问。

我盯着他的手。那是一双握粉笔的手，手指细长、干净，没有任何老茧和伤疤。而我的手，

布满了死茧和伤疤，指甲缝里塞满了一辈子都洗不掉的黑机油。“我不恨你。”我想了想，

认真地说，“当年的事，你也不知道。”三天后，我爸从广东回来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也许认不出他了。那个曾经扛着水泥袋健步如飞的男人，如今头发全白了，

背驼得厉害，站在修车行门口局促得像个陌生的老人。我把他让进屋，给他泡了杯茶。

他捧着那杯热茶，手一直在抖，一口都没喝。

我把那张已经对此事毫无意义的通知书拍在桌上，推到他面前。他只是低头瞥了一眼，

甚至不敢拿起来细看。“爸，我只问你两件事。”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质问。

他不吭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第一，当年的事，你到底知不知情？

”他飞快地摇了摇头：“不知道。”“好。第二，

就算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想过，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就落榜了？

我的成绩你是知道的，平时稳上本科，怎么会突然落榜？”他依然低着头，不说话。

我等了很久，等到这间屋子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又咽了回去。最后，他终于挤出了一句无力的话：“一鸣，是爸对不起你。

当时……当时我也觉得奇怪。但你也知道你妈那个脾气，她说没收到就是没收到。

我……我没再去查。”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在工地卖力气干了一辈子，把我拉扯大，

又把宋一帆拉扯大。他确实没有能力同时供两个儿子读大学，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通知书被藏了，这也是事实。但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不追究。

因为即使追究出了真相，也改变不了家里穷的结果。

真相只会让这个家更难看——让一鸣恨他妈，让这个家散掉。所以他宁可选择装傻。

我能理解他的难处。但理解归理解，十八年的命运，不是"理解"两个字就能填平的。

我站起身，走到满是灰尘的窗前，背对着他。窗外车水马龙，每个人都在奔命。“爸，

你回去吧。”我说。听到我要赶人，他迟疑着站起来，似乎还想再解释什么，

但终究没说出口。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全是愧疚和无奈。

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如释重负，又像是更深重的沉重。他转身走了。

脚步声一点点远去，最后消失在门外嘈杂的车流声里。那天晚上，

我把修车行的卷帘门拉到底，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

我又把那张通知书铺在桌上。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如果十八年前我去了，

现在我会是什么样？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学语文老师。每天教书育人，批改作业，

有寒暑假，过着体面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是个每天和扳手、千斤顶打交道修车行老板，手上一辈子洗不掉的机油味，

走到哪都被人嫌弃脏。我盯着这张纸，看了很久，很久。四月份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地去了一趟省城。坐了两个半小时的大巴，又转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我终于站在了省城师范大学的门口。校门还是那种老式的风格，

灰白的水泥门柱上挂着烫金的校牌。门口进进出出的全是十八九岁的学生，背着书包，

抱着书本，脸上洋溢着那种还没被生活锤过的笑容。我站在马路对面，像个贼一样看了很久。

隔着校门，能看见里面那条著名的林荫道，两旁的法桐树正抽出嫩绿的新芽，生机勃勃。

我点了一根烟，蹲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贪婪地看着那些学生。他们十八九岁，

正是最好的年纪。而我，已经三十六岁了。我最终还是没进去。我就在门口那么站着，

站了快一个小时，直到把兜里的半包烟抽完。然后我转身，像个逃兵一样往回走。

在等回程公交车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给当年的高中班主任打了个电话。

班主任周老师已经退休回老家了。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他的声音明显苍老了许多：“喂？

”“周老师，我是宋一鸣。”“宋一鸣？”他显然愣了一下，随即声音拔高了，“哦，

一鸣啊！多少年没联系了！你现在咋样啊？”“还行。”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

“在县里开了个修车行。”“修车行？”电话那头明显有些失望，

“你当年可是咱们班最有希望考师范苗子啊，怎么去修车了？”我沉默了。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老师，我的通知书当年被人藏了。我也是今年才刚发现。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周老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啊？

那你这十八年……这造化弄人啊……”“挺好的，老师。”我强忍着鼻酸打断了他，

“就是想跟您说一声，不想让您觉得我是个逃兵。没事了，您保重身体。”挂了电话，

公交车正好进站。我挤上车，找了个最后的靠窗位子。窗外的法桐树一棵接一棵地飞快倒退，

像是我那失去的十八年。挺好的。我闭上眼，在心里跟自己说。从省城回来以后，

我开始试着去想一些事情。所谓的消化，不是原谅，而是面对。

我把这十八年来走过的路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十八岁，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修车学徒，

天天钻车底，喝了一肚子的灰，一个月只拿两三百块钱。十九岁，

我可以熟练地自己换轮胎补胎了。二十二岁，我攒了点积蓄，在县城边上租了个破门面，

自己支了个修车摊。二十八岁，修车摊升级成了修车行，还雇了两个小工。三十六岁，

修车行年收入能有三十几万，我在县城买了房，娶了贤惠的老婆，生了可爱的娃。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绝不算差。我的人生并没有被彻底毁掉——它只是被迫拐了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