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考上了北大。
录取通知书到家那天，我妈看了一眼，随手压在缝纫机底下，继续踩她的活儿。
我爸抽着烟，算了一笔账："学费加生活费，四年下来得好几万，供不起。"
家里三间瓦房，存款两万八，他们说没钱。
那年他们刚收了一季好棉花，还新买了一台拖拉机。
我坐在院子里，没哭，只是盯着地上的蚂蚁发呆。
二叔来了，什么话没多说，转身把家里最壮的那头牛牵去了集市。
回来的时候，他把卖牛的钱一张一张摊在我面前："去读，叔供你。"
8年后，我年薪五百万，给二叔在县城买了套120平的电梯房。
我爸妈在我新公司开业那天，头一回主动打来电话，声音很轻："儿啊，爸妈当年……"
01
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是下午。
邮递员骑着二八大杠，车铃捏得清脆。
我们村，我是第一个考上北大的。
我妈赵春兰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接过那封印着红字的牛皮纸信封。
她看了一眼。
“哦。”
就一个字。
然后她把那封信，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唯一凭证，随手压在了缝纫机底下。
吱呀，吱呀。
缝纫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爸李富贵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
“爸。”
我喊了一声。
他把烟杆在地上磕了磕，吐出最后一个烟圈。
“算了一笔账。”
他说。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小一万。”
“四年，就是四万。”
“咱家没那么多钱，供不起。”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供不起。
这三个字，像三根冰冷的钢针，扎进我的心脏。
那年是1997年。
我们家刚卖了一季的上好棉花，进账一万多。
院子里，还停着一台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花了八千块，是村里头一份。
我家的存折上，我偷偷看过，两万八千块。
他们说没钱。
我没说话，走到院子里，蹲下。
看着地上一队蚂蚁，正在搬运一只死去的蜻蜓。
它们很有力气，很有秩序。
蜻蜓那么大，它们那么小，可它们好像从没想过要放弃。
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是那只死去的蜻蜓。
而我，连一只蚂蚁都不如。
我没有团队，也没有力气。
我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刚做好的裤子。
她看见我蹲在地上，皱了皱眉。
“蹲着干啥，去把猪喂了。”
“一个男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
“毕业了还不是要回来种地。”
“你弟弟就不一样，他脑子活，以后是要当大老板的。”
我弟弟，李文强，比我小三岁。
初中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去南方闯荡，每年就过年回来一趟。
每次回来，都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他是我爸妈的骄傲。
而我，考上了北大的我，是这个家的累赘。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爸妈的房间里，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那娃儿，不会真想去读吧？”是我妈的声音。
“他敢！咱不给钱，他拿啥去？”我爸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屑。
“也是，就他那闷葫芦性子，还能翻了天？”
“那笔钱得留着，给文强以后娶媳妇、盖房子用。”
“咱就当没生过这个读书读傻了的儿子。”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只觉得浑身的血，一点一点地冷下去。
我不是他们的儿子。
我是给我弟弟未来的幸福生活，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具。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蜘蛛网的轮廓。
从天黑，看到天亮。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挑水，劈柴，喂猪。
我爸妈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丝审视和满意。
他们大概觉得，我认命了。
一个下午就能认命的儿子，不值得他们花四万块钱。
我看着他们，第一次觉得那么陌生。
那张录取通知书，还压在缝纫机下面。
像是一块墓碑。
埋葬了我过去所有的努力，和未来所有的希望。
02
我就这样，在家里沉默地干了三天活。
三天里，我爸妈一句话都没再提上学的事。
他们看我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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