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絮无声

一九九零年冬天的上海，还没有那么多玻璃幕墙的高楼。

外滩的钟楼照旧敲响着黄浦江的潮汐，江面上漂浮着柴油船留下的淡淡黑烟。

隔岸相望的浦东，还只是一片低矮的厂房和农田，像一个尚未醒来的梦境。

苏曼莉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堤岸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长江口的方向吹来凛冽的风，

把她身上的军大衣领子翻起来，露出一截细细的脖子。她今年二十三岁，

在虹口区一家沪剧团里唱戏码。她的嗓子是天生的小嗓，唱起《星星之火》里的杨桂英，

能把台下那些老观众唱得落下泪来。但是这年的冬天，剧团里已经人心惶惶。

“上面有文件下来了，”团长顾德明那天在排练厅里对他们说，四十多岁的男人，

眼角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咱们这种小团体，要想存活，就得自己找出路。，

以后能不能开工资，就看各位的造化了。”顾德明说的“找出路”，

意思是让他们这些演员自己去跑场子。

婚丧嫁娶、厂矿企业的联欢会、郊区乡镇的庙会——哪里有钱，就去哪里唱。

唱的也不再是完整的折子戏，而是挑那么一两段热闹的、让人记得住的选段。

《罗汉钱》、《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出。曼莉不想去跑场子。

她觉得那样唱出来的戏，不是戏了。是乞讨。但是她不去不行。母亲在家里等着她寄钱回去。

老太太今年六十三岁，年轻时也是虹口一带小有名气的沪剧演员，

唱过《雷雨》里的繁漪、《家》里的梅芬。后来嗓子坏了，便在家闲着，

只等曼莉每个月给她寄生活费。曼莉的父亲死得早。她还没记事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肺结核死在医院里了。她对父亲的唯一记忆，

是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站在弄堂口，身后是密密麻麻的晾衣竹竿。

母亲说，父亲是个大学生，在出版社做编辑，后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

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的沪剧，是跟一个叫“小金铃”的老艺人学的。那是解放前的事了。

那时候上海的弄堂里，处处都能听到吊嗓子的声音——“呀——呀——伊——”拖着长腔，

从石库门的窗口里飘出来，

与煤球炉的油烟味、阴沟里的酸臭味、还有老虎灶上水开的声音混在一起，

构成这座城市特有的市井交响。如今这种声音越来越少了。

曼莉记得自己小时候住在虹口区山阴路附近的一条弄堂里。那条弄堂叫“兴业里”，

两边的石库门房子挤挤挨挨，青苔爬满了墙根。每到黄昏时分，

弄堂里便热闹起来——下班回来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按铃，孩子们在狭窄的通道里追逐嬉闹，

主妇们在公共水龙头下淘米洗菜，嘴里家长里短地说着闲话。她的少年时代，

就是在这种弄堂的嘈杂与烟火气中度过的。一九九零年的年底，曼莉从剧团出来，

沿着四川北路往家走。冬天的太阳落得早，下午四点多钟，天色就已经暗下来了。

路边的店铺亮起了霓虹灯，那些红红绿绿的灯管在雾气中显得格外模糊。曼莉走得很慢，

她在想着母亲的事。上个月，母亲摔了一跤，摔坏了髋骨，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二十天。

曼莉白天在剧团排练，晚上就去医院陪床。她坐在病床边，看着母亲苍老的脸，

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自己梳头的情景——母亲的指尖轻柔地穿过她的长发，

把那把老式的檀木梳子蘸了刨花水，一遍一遍地梳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曼莉算了算，

自己今年二十三，母亲六十三。也就是说，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四十年，

母亲从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变成了现在这个满头白发、瘦骨嶙峋的老太太。

时间都去哪儿了？曼莉没有答案。她只知道，自己从一个黄毛丫头，

变成了一个在戏班里混日子的女艺人。而那条她从小长大的弄堂，也已经从拥挤的烟火人间，

变成了拆迁办门口贴着的公告——“此处列入旧区改造，请居民于某月某日前搬迁”。

弄堂要拆了。这个消息是年初传来的，

像是往兴业里那潭死水里投下了一块大石头激起千层浪。弄堂里的老住户们炸开了锅，

有的骂，有的哭，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开始偷偷变卖家当。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上海人，

祖孙三四代都扎根在这条弄堂里，现在要让他们搬到远远的闵行、宝山、嘉定去，

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根。曼莉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家里躺了整整三天。“妈，

您别想太多，”曼莉劝她，“搬到新房子去住，也是好事。地方大，条件好。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摇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曼莉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悲伤，

又像是绝望，又像是某种更深远的东西。很多年后，曼莉才明白，那种眼神，叫做“物哀”。

---## 二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底，玉兰花就抢先开了，

白白的花瓣在弄堂口的那棵老玉兰树上招摇着，引得一群孩子围着树底下捡落花。

曼莉没有心思赏花。剧团的情况越来越糟，跑场子的收入勉强够发一半工资，

另外一半就拖欠着。团长顾德明到处托人找关系，想要把剧团改成民间职业剧团，

这样就能接更多的活儿。但改制成民间之后，演员们就不再是铁饭碗了，一切都要自负盈亏。

“我们这些人，”那天排练结束后，一个叫王德福的老生演员坐在道具箱上，点了一根烟，

叹了口气说，“早晚都是个死。戏班子这种老东西，早就该进博物馆了。

”王德福今年五十八岁，唱了一辈子的老生。他说的不是气话，是实情。沪剧这种地方戏，

观众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不爱听，觉得土得掉渣；老年人倒是爱听，但也都老的走不动了，

能进剧场的没几个。剧团勉强撑着，靠的是一些老观众的怀旧情怀，

和一些企业单位的赞助演出。曼莉不接腔。

她低头收拾着自己的戏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还有几块洗不掉的油渍。

这是她在《星星之火》里穿的行头，杨桂英出场时穿的。“小苏啊，”王德福又叫她，

“我听说你妈的身体不大好？”“嗯，髋骨摔坏了，行动不太方便。”“唉，

”王德福叹了口气，“这年头，看个病贵死了。我们团里老张他老婆，前列腺开刀，

花了八千多，报销只能报一半。剩下的，还不是自己扛着。”曼莉没有接话。

她把戏服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背包里。然后跟王德福说了声“明天见”，就离开了排练厅。

走到四川北路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曼莉路过一家个体饮食店，

门口挂着“馄饨、面条、糕团”的招牌，玻璃窗上贴满了油腻的塑料纸。她想了想，

进去要了一碗阳春面。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曼莉低头吃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经常给她煮阳春面。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肉，就用猪油和葱花调味。

但就是这种简简单单的面条，却让曼莉吃得狼吞虎咽，母亲坐在对面看着，

总是笑吟吟地说：“慢点吃，别烫着。”多少年没有吃过母亲煮的面了？曼莉算了算，

自己住到剧团的集体宿舍之后，就很少回家了。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

她怕看到母亲衰老的样子，怕看到那个破败的弄堂，

怕看到那些熟悉的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消逝着。但是她不得不回去。吃完面，

曼莉沿着山阴路往兴业里走。路灯稀疏，光线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细长。

路边停着几辆自行车，还有一些人在路灯下下棋、聊天。走到弄堂口的时候，

她忽然停住了脚步。弄堂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公告。白纸黑字，

上面盖着虹口区旧区改造指挥部的红印章。曼莉不认识上面那些字，但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兴业里，要拆了。她站在公告前，愣愣地看了半天。

直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她身边经过，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才如梦初醒般地走进了弄堂。弄堂还是那条弄堂，但气氛明显不一样了。路灯下，

多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他们在登记着什么。每一户人家的窗口，都亮着灯，但那些灯光里，

少了几分往日的温暖，多了几分惶恐。曼莉回到家门口，推开门，

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上发呆。“妈，我回来了。”母亲抬起头，看到是曼莉，

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莉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吃了。妈，您呢？

”“我吃过了。阿香刚才给我送了点心来。”阿香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在工厂里开车间主任，

家里条件不错平时对她们孤儿寡母的颇为照顾。“妈，您的药吃了吗？”“吃了。

”母亲点点头，然后又低下了头去，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曼莉看着母亲，

心忽然被什么东西攥紧了。她走过去，在母亲身边坐下，伸出手握住了母亲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瘦骨嶙峋，青筋暴起，皮肤松弛得像一张旧报纸。

曼莉记得小时候母亲的手是那么柔软、那么灵巧，能够在琴弦上翻飞如蝶，

能够在绣花绷子上龙飞凤舞。而现在，那双手只剩下皮包骨头，像两截枯萎的树枝。“妈，

”曼莉轻声说，“您别担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照顾您的。”母亲没有说话，

只是反手握住了曼莉的手。那双手在颤抖，曼莉能感觉到。窗外，

传来了远处拆迁办的广播声，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就像是一把钝刀，

慢慢地割着兴业里这些老住户的心。---## 三一九九一年的夏天，

上海迎来了罕见的持续高温。知了在弄堂口的那棵老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喊着，

空气热得仿佛能点燃。曼莉每天从剧团回来，整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浑身的衣服都能拧出水。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曼莉的命运。

七月的一个傍晚，曼莉从剧团出来，走在虹口足球场附近的一条马路上，忽然有人叫住了她。

“苏曼莉！”她回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眼睛的年轻男人正朝她走过来。

那人看起来有些面熟，但她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是我啊，张明华！

初中同学你不记得了？”男人走到她面前，笑嘻嘻地说。张明华？

曼莉的大脑快速地搜索着这个名字。忽然，

少年的形象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个坐在她后排的男生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

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结结巴巴的，下了课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是你啊！”曼莉笑了，

“都认不出来了。”“可不，一晃七八年了。”张明华也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在虹口沪剧团，唱沪剧。”“哎呀，唱戏好啊，艺术家。

”张明华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我就羡慕你们搞艺术的，有一技之长。哪像我，

在工厂里混日子。”张明华告诉曼莉，他初中毕业后考进了一家纺织技校，

毕业后分配到杨浦区的一家纺织厂当技术员。这家厂子前两年效益还行，

但现在也江河日下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没办法，”张明华苦笑着说，

“国营工厂都这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出去闯闯。”“出去闯？去哪里？

”“深圳那边吧，我有个同学在那里，说那边机会多，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好几千！

曼莉听得目瞪口呆。她在剧团里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四百多块钱。这还是好的，

差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对了，”张明华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你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记得你妈以前是唱沪剧的吧？”“嗯，我妈身体不大好。对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嗨，

咱们初中同学，谁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张明华笑了笑，“曼莉，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跑腿打杂的还行。”那天晚上，曼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张明华的话在她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出去闯闯”、“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去深圳、去海南、去那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闯出一片新天地。

但是她放心不下母亲。母亲怎么办？曼莉叹了口气，起身走到窗边。窗外，

是兴业里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弄堂。月光下，那些低矮的石库门房子静静地矗立着，

像一群垂暮的老人，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弄堂的拆迁工作已经启动了。先是贴公告，

然后是量面积、评估房价、签订协议。住在这里的人家，已经开始陆续搬走。

有的去了郊区的新房子，有的投奔了外地的亲戚，有的则租房暂时住着，

等待着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新房子。曼莉的家，还在那里撑着。不是不想搬，是没钱搬。

新房子的房价太贵了，她们这种低收入家庭，根本买不起。而拆迁补偿的那点钱，

也不够在市区买一套像样的房子。“走一步看一步吧，”母亲那天对曼莉说，“总有办法的。

”母亲说得轻松，但曼莉知道，她的心里比谁都着急。只是她不想在女儿面前表现出来而已。

这就是母亲。总是把苦难藏在心里，把微笑留给别人。---## 四一九九二年的春天，

上海的变化更快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更是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外滩的对面，浦东的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但是这些繁华，与曼莉无关。这个春天，

她的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她母亲的病情恶化了。母亲从去年摔坏髋骨之后，

就一直卧床不起。起初还能坐起来，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曼莉带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股骨头坏死，需要做手术换人工关节。但是手术费要一万多块，曼莉根本拿不出来。

“算了，”母亲躺在病床上，拉着曼莉的手说，“不治了。我这把老骨头，治不治都那样。

”“妈，您别这么说，”曼莉的眼泪下来了，“我去借钱给您治病。”“借？你上哪儿借去？

现在谁家的日子好过？”母亲摇头，“莉子，妈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你要是真孝顺，

就好好唱你的戏，别再为妈操心了。”曼莉没有听母亲的话。她还是到处去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