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我的办法。
我的目光，落在了书架上的一个旧相册上。
那是我家的老相册，里面记录了我们兄弟俩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
我鬼使神差地把它拿了下来，一页一页地翻看。
照片里，童年的路正总是穿着最新款的衣服，骑着最亮的自行车，手里拿着最时髦的玩具。
而我，总是穿着他换下来的旧衣服，站在角落里，羡慕地看着他。
一张照片，是路正十八岁的生日。
父母给他买了一个当时最新款的随身听，他得意地挂在胸前。
而我那一年的生日，只得到了一句“你哥快高考了，别给他添乱”的告诫。
另一张照片，是他第一次创业。
父母拿出全部积蓄，还卖掉了老家的祖宅，凑了三十万给他。
照片里，他站在自己小公司的招牌下，意气风发。
而我，正在大学食堂里，为了每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刷着别人的餐盘。
这些被尘封的记忆，这些被强行压抑的不公，此刻全都涌了上来。
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的问题。
这是长达三十年的，不平等的压榨和索取。
凭什么？
凭什么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而我就要理所当然地牺牲一切？
凭什么他的失败要我来买单，而我的努力却要为他的奢靡让路？
我的手指，抚过一张照片。
那是父母把祖宅的房产证交到路正手里的照片。
照片的背面，有我爸用钢笔写的一行小字。
“祝我儿路正，生意兴隆，前程似锦。”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逐渐成形。
或许，我该跟他们，好好算一算这些年的总账了。
05
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
我把这些年所有能找到的，和家里有关的票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全都翻了出来。
我像一个侦探，试图从这些零碎的记忆碎片中，拼凑出这些年我单方面付出的全貌。
最早的一笔记录，是我刚工作那年。
我哥说他看上一个女孩，想买一条金项链，钱不够。
我二话不说，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三千块，全都给了他。
他当时说，等他发了工资就还我。
后来，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再后来，他要结婚，女方要十万彩礼。
父母拿不出那么多，愁得唉声叹气。
我当时工作三年，手里有点积蓄，又找同事东拼西凑，凑了五万块给他们。
我妈当时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家里的大功臣，以后路正一定会好好报答我。
结果，路正结婚后，这笔钱也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最大的一笔，是在五年前。
他说要扩大生意，需要一笔周转资金，四十万。
我当时正准备买婚房，首付款都准备好了。
他又故技重施，在我面前哭穷卖惨，父母也在一旁敲边鼓。
我心一软，就把那四十万先借给了他。
为此，我和夏雨的婚期推迟了整整两年。
我们多租了两年房子，才重新攒够了首付。
这些账，一笔一笔，触目惊心。
我把它们全部整理在一个文档里，每一笔都标注了日期，金额，以及当时他借钱的理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借”给我哥的钱，加起来竟然高达七十八万。
这还不包括我逢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买的各种东西。
而我哥路正，除了在我结婚时，不情不愿地给了一万块的红包外，再也没有任何表示。
就连我儿子小宝出生，他这个做大伯的，也只是空手来看了一眼，连个长命锁都没买。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心中五味杂陈。
有愤怒，有悔恨，但更多的是一种悲哀。
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家的重要一份子。
现在看来，我只是他们家的一个移动提款机。
一个在他们需要时，可以随时索取，却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提款机。
整理完这些，我给一个做律师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
我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说。
同学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路远，从法律上讲，这些没有借条的转账，很难被定义为借贷。尤其是在亲兄弟之间，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赠与。”
“而且，你父母如果出庭作证，说是你自愿给的，那你一点胜算都没有。”
我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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