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走出房产中介玻璃门时，下午三点的阳光正好斜射在招牌上，

“安居乐业”四个镀金字反射出刺眼的光。我眯起眼睛，

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里面还剩最后一支。烟点燃的瞬间，手机震动。

银行短信：“您尾号3478的房贷账户已结清，余额0.00元。感谢您八年来的信任。

”八年。两个字在屏幕上跳动，像某种诡异的倒计时终于归零。我深吸一口烟，

尼古丁涌入肺部，却压不住喉咙深处涌上来的、带着铁锈味的虚空。中介小张跟出来，

手里拿着文件夹，笑容是标准的成交式微笑——嘴角上扬十五度，露出八颗牙，

眼角却没有纹路。他的喜悦很具体：冰封的市场里又开了一单，佣金够付三个月房租，

还能给刚出生的女儿买那辆看了很久的婴儿车。“陈哥，恭喜啊！”他递过一瓶矿泉水，

“最难的时期过去了。”我接过水，没喝。塑料瓶身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凉意透过掌心。

最难的时候真的过去了吗？还是说，所谓的“过去”，不过是把一种形态的苦难，

兑换成了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玻璃门内，那对买房的年轻情侣正在签约区自拍。

女孩举着手机，男孩从后面环住她，两人头挨着头，

背景是中介公司墙上巨大的城市夜景图——灯火璀璨，万家团圆。

他们的笑容里有种天真的笃定，相信这间七十八平米的老房子会是故事的开始，

而不是某个循环的节点。就像八年前的我。2016年春天，

这座城市还没有被“内卷”“躺平”这些词占领。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

人们讨论的是期权、融资、上市。我二十九岁，在一家做社交APP的公司当运营经理，

月薪两万三，年底有奖金。林薇在广告公司，月薪一万八。我们租住在公司附近的老小区，

六十平，月租五千五，每年续约时房东会准时涨价百分之十。“这不是办法。

”某个加班的深夜，林薇对着计算器说，“我们去年付了六万六房租，今年要七万二。

这些钱扔水里，连响都听不见。”她抬起头，眼睛下有淡淡的青黑。

电脑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让她的表情显得格外肃穆：“陈默，我们得买房。

”“买房”两个字，在那个春天像一句咒语，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缝隙里生长。地铁广告牌上，

楼盘销售举着“首付三十万起，安家在此城”的牌子微笑；朋友圈里，

买了房的同事晒出装修进度，配文“辛苦但值得”；老家打来的电话里，

父母小心翼翼地试探：“听说房价又要涨了？”我们开始看房。每个周末，

被不同的中介领着，穿梭在这座城市的血管与边缘。看过号称“未来城市副中心”的远郊盘，

售楼处金碧辉煌，沙盘美轮美奂，但工地外围的荒地长满芦苇；看过市区二十年房龄的老楼，

楼道昏暗，墙面斑驳，但中介强调“学区附加值”；看过新开发区的loft，层高五米二，

年轻销售激情澎湃：“这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最后选择这套房子，

原因朴素得近乎悲哀：它是我们看得起的房子里，最像“家”的一个。2005年建的板楼，

六层，没电梯。我们买的三楼，七十八平米，南北通透。主卧朝南，

下午有阳光照进来；客厅有个小阳台，

能摆下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厨房窗户对着小区的银杏树，秋天会一片金黄。最重要的是，

总价一百三十万——在2016年，这个数字让我们踮踮脚，还能够得着。“首付三十九万，

贷款九十一万，三十年，月供四千八。”中介老刘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串数字，

“你们俩月入四万一，闭着眼睛还。”“闭着眼睛还。”林薇重复这句话，

像在品味某种承诺。她转头看我，眼睛亮得让人心慌：“陈默，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自己的家。这句话有重量，有温度，有形状。

它意味着不用在租约到期时卑微地和房东周旋，意味着可以在墙上钉钉子挂结婚照，

意味着可以养一只猫——林薇一直想养猫，但房东不允许。

意味着两个从小城考出来、在此城漂泊七年的人，终于有了坐标。签购房合同那天，

我们请老刘吃饭。火锅店热气蒸腾，老刘喝了点啤酒，话密起来：“小陈，小林，

你们赶上好时候了。知道吗？这套房，五年，至少涨百分之五十。这座城市的房子，

就是硬通货。”我们信了。怎么能不信呢？数据、案例、氛围，

所有的一切都在佐证这个真理。同事年初买的房，

半年涨了二十万；学姐夫妻咬牙上车的两居室，一年增值百分之三十；甚至我们租的房子，

房东五年前八十万入手，现在市价一百八十万。财富幻觉像一场高烧，席卷了整座城市。

而我们，不过是高烧患者中，最普通的那两个。首付三十九万，

是我们工作六年存下的二十万，加上我父母掏空的十五万养老钱，

加上林薇父母抵押了老家房产贷出的四万。四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汇聚成一张银行本票，

换来一份三十年的卖身契。搬家那天是2017年元旦。阴沉了半个月的天空突然放晴，

阳光薄薄地铺在尚未融化的积雪上。我们叫了辆货拉拉，

把打包好的七个纸箱和一床一桌两把椅子搬进新家。最后一个纸箱搬进门时，

林薇突然蹲在地上哭了。“怎么了？”我慌着去扶她。她摇头，又笑，

眼泪还挂在脸上：“我就是……高兴。”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吃外卖。

披萨凉了，芝士凝固成硬块，但我们吃得很香。林薇指着阳台说：“那里可以种薄荷，

你爱喝莫吉托。”又指着客厅的墙：“这里放书架，要顶天立地的那种。

”最后指着天花板：“装个投影仪吧，周末我们可以看电影。”她说话时眼睛里有光，

那种光我后来再没见过——那是属于深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人的光芒。装修花了二十八万，

超预算十万。因为我们什么都想要“好一点的”。地板要实木的，

因为“脚感好”；橱柜要定制的，因为“收纳要科学”；卫生间要干湿分离，

因为“这是品质生活的基础”。装修公司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

叼着烟说：“房子要住几十年呢，不能将就。”不能将就。于是信用卡一张张刷爆，

分期账单像雪片般飞来。但我们不在乎——至少当时不在乎。每个月收到工资，

第一件事是还最低还款额，然后继续刷。我们像两个虔诚的信徒，

向名为“家”的神殿供奉自己的一切。现在想来，

那些被营销话术包装成“生活美学”“品质升级”的消费，有多少是真实的需求，

又有多少是焦虑催生的伪欲望？但在那个全民狂欢的时期，没人问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在奔跑，生怕慢一步就被时代抛下。房子装修好那天，我们做了第一顿饭。

简单的西红柿炒蛋，炝炒白菜，米饭有点夹生。但林薇吃得很认真，

她说：“这是在我们的厨房，用我们的灶，做的第一顿饭。”“我们的”。这个词真好。

转折的来临毫无预兆，像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但凶手是时间，是趋势，

是无数个体选择汇聚成的洪流。2018年底，我所在的公司第三次融资失败。

投资人的钱烧完了，故事讲不下去了。裁员从边缘部门开始，像瘟疫一样向中心蔓延。

每天都有工位清空，都有抱着纸箱的背影沉默地离开。茶水间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人们交流时声音压低，眼神闪烁。HR约谈我的那天，是个阴沉的周四。谈话室很小，

没有窗，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HR是个和我同龄的女人，妆容精致，

但眼里的疲惫藏不住。她推过来一份文件，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陈默，

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这是补偿方案，N+3，比法定标准高。你看看。”我看了。

数字不小，相当于八个月工资。但我知道，这八个月工资，在失去稳定收入后，撑不了多久。

“我能留下吗？”我问，“降薪也行。”她摇头，动作很轻，

但坚决：“这次调整是战略性的，不是薪资问题。”签完字，走出公司大楼时，天开始下雨。

我没带伞，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衣领。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是银行自动扣款的提醒：“房贷扣款4900元已成功。”那一刻我突然想笑。

多精确的系统啊——收入断了，支出还在自动运行。找工作比想象中艰难。三十五岁，

在互联网行业已经贴上“高龄”“性价比低”的标签。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

对方总会在最后问：“能接受加班吗？我们团队平均年龄二十六，氛围比较拼。”比较拼。

翻译过来就是：你熬不起。三个月后，我降低预期，去面试一个初创公司的运营岗位。

创始人比我小七岁，穿着连帽卫衣和牛仔裤，办公室放着街机游戏机和懒人沙发。

他翻着我的简历，问：“您之前带过五十人团队，来我们这儿会不会觉得……屈才？

”我说不会，我需要工作。他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实话，陈哥，我怕您待不住。

我们这儿节奏快，压力大，而且……”他斟酌用词，“思维模式可能不太一样。

”我知道他没说出口的话：你老了，你的经验过时了，你和我们的世界有壁了。那次面试后，

我在地铁站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列车进站又出站，人群涌来又散去。

玻璃门上贴着的房产广告换了新版本：“不必仰望星空，此处即是港湾”。

广告里的一家三口在样板间的落地窗前微笑，窗外是P上去的灿烂星空。我们的星空呢？

它在我们决定买房的那一刻，就变成了每月四千八的债务，和三十年不敢失业的恐惧。

存款在减少。装修时欠的信用卡分期还有二十四期没还，每期四千二。

林薇的工资要覆盖日常开销，我的补偿金专门还房贷。我们开始计算每一分钱：外卖不点了，

自己做饭；电影不看了，在家看盗版资源；衣服不买了，去年的还能穿；朋友聚会不去了，

怕回请不起。业主群里依然热闹，但话题变了。以前是“又涨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