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天来得晚，但毕竟来了。
山坡上的野花零零星星地开着，黄的，白的，紫的，在风里抖。刘万平背着破背篓，手里拿着小铲，眼睛盯着地面。
他在捡粪。
牛粪最好，大坨，湿重，一斤能顶一斤半。猪粪次之，但也好找。最难的是羊粪，小粒，散，要一颗一颗捡。
他已经捡了半个月。
第一天，他捡了八斤。手上磨出三个血泡，晚上用针挑破，抹盐水，疼得龇牙咧嘴。
第二天，十斤。
第三天，十二斤。
现在，他一天能捡二十斤，刚好完成定额。
二十斤粪，换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值两分钱。
二十斤，两分钱。
刘万平算过，要还清生产队的十八块五毛钱，需要九百二十五个工分。按一天一个工分算，要两年半。
这还不算欠李婶的三斤玉米。
他蹲下身，铲起一坨牛粪。粪还冒着热气，臭味冲鼻。但他已经习惯了，甚至能从臭味里分辨出牛昨天吃了什么——吃了青草的粪，臭味淡些；吃了干草的，臭味冲。
远处，修堰塘的工地上，成年劳力们在挑土。
他们光着膀子，扁担压得弯弯的，喊着号子：
“嘿哟——加把劲哟——嘿哟——”
一个工分十分。
刘万平看着他们，看着他们鼓起的肌肉，看着他们一次能挑两百斤。他低头看自己细瘦的胳膊，握了握拳。
总有一天，我也能挣十分。
他想。
傍晚，他把粪交到生产队保管室。
保管员老周，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正在记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像下雨。
“周叔。”刘万平把背篓放下。
老周抬头，推了推眼镜：“万平啊，今天多少？”
“二十斤。”
“嗯。”老周起身，用秤称了称，“二十斤整。来，按手印。”
工分簿摊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刘万平找到自己那一行——倒数第三行，“刘万平”三个字，是姐姐替他写的，工工整整。
后面跟着一列数字，记录他每天的工分。
今天，他按下一个红手印。
手指上的茧，沾了印泥，按下去，有点模糊。
但那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在集体的簿子上。
“周叔。”刘万平忽然问，“我能看看算盘吗？”
老周一愣：“你看它干啥？”
“我想学。”
老周笑了，笑容里有种复杂的东西：“小子，学算盘？你才多大。”
“八岁。”刘万平说，“我娘说，学东西不嫌早。”
提到他娘，老周的笑容淡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算盘推过来。
“这是算盘。上面两个珠子，一个代表五；下面五个珠子，一个代表一。”
刘万平伸手，轻轻拨动一个珠子。
“嗒。”
清脆的响声。
“这叫一上一。”老周说，“来，我教你口诀。”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
刘万平跟着念，手指笨拙地拨动。
天渐渐黑了。
保管室里的煤油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把一大一小的影子投在墙上。
算盘声，和口诀声，在夜色里传得很远
村小的教室，晚上也亮着灯。
那是扫盲班。
刘万平捡完粪，总是绕路从教室窗外过。他趴在窗台上，看里面的煤油灯，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毛——主——席——万——岁——”
老师念，学生们跟着念。
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
刘万平也跟着念，嘴唇动，不出声。
有一天，老师发现了他。
老师姓陈，四十多岁，戴眼镜，文质彬彬。他走出来，看着这个瘦小的孩子。
“你想学？”
刘万平点头。
“进来吧。”
刘万平摇头：“我没钱。”
扫盲班免费，但他觉得，自己不是学生，不能进去。
陈老师看了他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报纸。
“这个，给你。上面有字，你对着看。”
刘万平接过报纸，报纸已经发黄，边角破损。但他像接过宝贝一样，紧紧抱住。
“谢谢老师。”
他跑回家，在煤油灯下摊开报纸。
字，密密麻麻。他大多不认识，但他认识“毛主席”，认识“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
这些字，他在扫盲班的黑板上见过。
他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描。
指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沙沙作响。
姐姐看见了，问：“哪来的？”
“陈老师给的。”
姐姐没说话，转身从床底下摸出半截铅笔——是她编竹筐攒钱买的，用了很久，只剩手指长。
“给。”
刘万平接过铅笔，手有点抖。
他在报纸的空白处，试着写自己的名字。
“刘——万——平——”
歪歪扭扭，但能认出。
他写了又写，写了又写。
直到铅笔芯磨秃了。
第二天，他又去捡粪。
二十斤，交差，按手印。
老周忽然说：“万平，你昨天学的口诀，还记得不？”
“记得。”
“背来听听。”
刘万平背了：“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
老周听着，手指在算盘上跟着拨。
背完了，老周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小子，好好干。长大了，挣十分。”
“嗯！”
刘万平用力点头。
他走出保管室，夕阳西下，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回头看，工分簿还摊在桌上，他的名字，在那一页，很渺小，但确实在那里。
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一个捡粪的孩子。
一天挣一工分。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光。
那光是煤油灯的光，是算盘珠子的光，是报纸上那些不认识但终将认识的字的光。
他相信，光会越来越亮。
总有一天，会照亮这个家。
照亮刘家沟。
照亮所有在黑暗里挣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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